摄影，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跨地域、跨人群的通行语言，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深跨度中，它对每个人生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有人说，摄影是纯粹的记录。也有人说：摄影是追魂的艺术。有人说：摄影是谋生的途径。也有人说：摄影是自恋的娱乐……而印象中，惟有有那样一幅画面是清晰而令我感动的：荣荣拉着映里的手，笑着说：摄影，是我们的全部。　　深秋的北京，天冷人静，探寻艺术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似乎更能温热人心。准点，我走入三影堂艺术中心。在眼前这片绿草茵茵的背景下，一片由崭新的黑白灰建筑所涂染出来的艺术区，显得色泽层次都很恰当。站在三角形院子中央的角度来观摩那几座棱角分明的建筑，浓厚的艺术气息中带着些许沧桑，与每一位到访者撞个满怀。在二楼的图书阅览室里，我见到正在翻阅资料的荣荣和映里。荣荣身着黑色外套，长长的头发干净利落的扎在脑后。映里也默契的一身黑色长裙，头发自然的高高挽起，看上去大方得体。两位艺术家身上承载着太多跨越年代的故事，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发现艺术家作品中震撼心灵的真实感知。　　北京：荣荣和他的东村　　荣荣，漳州平和县人，1968年生。因文化课成绩不高，1988年，他在第三次报考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失败后，情绪低落地回到了老家。他租了台“海鸥”相机给妹妹拍照，冲洗时看着洁白的相纸上渐渐浮现出影像，竟令他震撼不已，兴奋的同时他找到了能够真正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途径！在此后的三年中，荣荣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买了架相机，孤身来到了北京。在中央工艺美院学了一段时间的摄影后，他便开始了艰辛的谋生路途。在照相馆拍婚纱，为剧组拍剧照，给报纸拍名人……在盘缠陆续花光的同时，荣荣的生活要求也在不断降低。1993年，他住进了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东村，原因是那地方房租最便宜，也成为早期在北京漂泊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聚集地。住在那里的每一个艺术家，每天都要直面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身为那里的一员，荣荣开始用它的相机记录和思考东村和他自己。　　那时的荣荣意想不到东村在今天竟变得如此有名，当时，聚集在东村的艺术家们，忍受着来自外界和生活的种种压力，也忍受着长期窘迫痛苦的现状。于是，他们经常的凑在一起，做些行为艺术，释放着自己，也释放着他们对现实的批判。这些行为被有想法的荣荣用相机做了详尽的记录。而这记录，在今天看来，有着特殊的价值。透过镜头，荣荣记录下那些艺术家的内心状态，是被拍者的，也是他自己的状态。这种记录着和被记录的浑然一体的感情，使作品的力量强烈、震撼人心。　　特定的年代，总能赋予一代人特殊的情感。从这一点而言，荣荣早期的作品《东村》，成为了他最初用相机来记录和思考的卷宗。北京的东村带着不同的味道，酸甜苦辣咸汇聚着五湖四海的艺术气息，构成了东村独特的沧桑味道。曾经，外界认为这里的艺术气息似乎浓得有些刺鼻，在当时看来，这味道被定罪为毒气的蔓延……而生活在东村的艺术家们，依然悠然自若的呼吸着那片天空里的特殊味道。那段时间，荣荣陆续地拍了《废墟》和《婚纱》系列，那些作品里充满了焦虑、孤独、死亡以及不确定感。后来，东村消失了，留下的，是相机里的东村艺术生态。也正是这相机里的作品，深深的吸引了远在日本的女摄影家——铃木映里。　　东京：映里和她的1999　　在我看来，映里是个敏行讷言的女子，她的安静、典雅、以及目光中的时而坚定，让我感受到这位来自日本的女子身上那独有的魅力，谈话中，她喜欢淡淡的微笑，当我问起她的创作经历时，映里操着缓慢、不太流利的中文，用真实的感觉和情绪向我娓娓道来她记忆深处的陈酿。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打动我的，是她和荣荣的感受是如此的真切。而更让我感到纳罕的是：她和荣荣相识前的各自的经历，又是如此的相似甚至一致。也许是前世注定？映里笑着说：这就是缘分，是摄影带给我们的缘分。　　映里，1973年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毕业于东京写真艺术专科学校，曾在《朝日新闻》任肖像摄影师，尽管她的名人照片很受称赞，可是在1997年的一天，她突然觉得再也不能这样拍下去了，就辞职做了自由摄影家。她拍摄了《灰色地带》和《1999：东京》等系列作品。她的作品充满了才气，可以看出她对现实的感受是那样的焦躁不安，作品准确地传达了她对日常生活无聊感的绝望与挣扎。 而正是这个时候，荣荣在北京，映里在东京，都是在各自的大城市，他们彼此都还不认识，却在同一时间内，各自陷入了精神上的危机。　　影像语言：爱的第一道彩虹　　1999年，荣荣到日本东京举办展览。映里在参观展览时，发现了荣荣作品中那触动她心弦的感动，看到了他内心深处不可救药的孤独。就这样，两个来自不同国家却经历相似、状态一致的艺术家在东京相遇了。虽语言不通，但通过影像作品，他们惊讶的发现彼此竟是对方精神上的同伴，都为生活的空虚和无聊所困扰。两个人开始了在创作上的合作。 　　2001年2月14日，诞生了后来引起极大反响的一组作品——《富士山》。这组作品一改二人以往的创作风格，作品包含着奔放的张力，同时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纯净品质。荣荣和映里置身于广阔的天地间，四周白茫茫一片，富士山安详地伫立在远方，只有渺小而充满活力的人影在天地间上自由的奔跑，跳跃。一如创世之初他们用影像倾诉爱与被爱的纯美，用影像展现着一种“新”：那是生命前一段的终结和后一段美好的开始。拍摄的当天，荣荣和映里并不知道那天是个什么日子，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才惊讶的发现：2月14日——情人节。　　从1999年的邂逅到爱情见证在富士山下，这段相识、相爱的故事，如同作品《富士山》一样，充满着纯粹和浪漫，让人赞叹不已。而在他们眼里，没有所谓的神话，只有超越自己的影像。摄影成就了缘分；摄影，也带来了新的奇迹。 　　记录：他们的《六里屯》　　在和映里交谈时，好客的荣荣从我身后的书架上，取出了几本画册，那是他和映里近十年的作品。看着作品，听着每幅作品背后的故事，我深感眼前的两位艺术家是令我敬佩的。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有这样一帧画面吸引了我的眼球：荣荣和映里捧着一束白色的鲜花，面无表情坐在孤寂的屋顶上，四周同样围满了白色的花，他们的脚下是自己的小家，只剩下几堵断墙和地上的一堆残砖碎瓦。四周的寂寥让人感到一丝凄凉……作品的拍摄地点是在当时北京的六里屯。2003年，六里屯周围天天都有被拆毁的旧建筑。无奈的人们，每个星期甚至每一天，生活方式都会被迫的发生着变化。当时荣荣和映里就生活在那里，他们在小家即将成为废墟的事实前，完成了《六里屯》的拍摄。　　人们总是在建构一座自己理想中的城市，不仅在地域上，也在精神上对它精雕细刻。而有的时候，选择是无奈的。正如当时的荣荣和映里，失去了希望和渴求的空间，也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城市在不停地拆拆建建，为了达到某个“和谐”的名词，忽略了所有可以呼吸的感受。家园变成了荒芜之地，留下的只有你的“暴力”和我的无奈。荣荣和映里的作品在极力的拷问着当时城市的现状，用无声的真实影像，呼吁着属于自己的空间自由。 　　十年：从《新摄影》到三影堂　　1996年5月，荣荣和当时还在《工人日报社》工作的刘铮先生，一同创办了《新摄影》杂志。这样一本崭新的杂志强调的是新和可能性，他们也为当时极少的一部分人热爱新摄影的人群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空间。每个艺术家代表着他极其真实和朴素的一面，每个人的作品代表了当时最新的创作思想。这些艺术家通过这一简单的复印杂志，进行着那个特定时期的交流。2007年的夏天，在中国影像繁荣与滥觞的今天，荣荣和映里成立了三影堂艺术中心，带着一如当年的理想，艺术中心的开幕首展“《新摄影》十年”，再现了新摄影杂志的方方面面。“我在北京已经15年，做摄影快20年，我发现在中国，人们对摄影的关注其实是非常差的，中国没有一个专业体系为这些摄影人提供交流和研究的平台，很少有关于摄影的博物馆。10年前，我们的生活条件不好、专业的摄影机构不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靠自己努力的摸索去创作；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却还是这样的现状？中国影像的语言在慢慢形成，很多人却忽略了影像背后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人们真正从每一件作品的背后去认识和了解摄影，这也是我从创办《新摄影》到现在创办三影堂的个人情节。”十年的时间，故有的理想没有变，从九十年代焦虑的个人情节，到今天对中国当代摄影发展的忧患意识，改变的是荣荣的观念，在不断的变化中前进。三影堂在计划中增设了鼓励年轻艺术家创作的奖项，那是荣荣和映里夫妻二人的心愿：把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推向国际舞台。当我问起荣荣想对那些热爱摄影的年轻人说些什么时，荣荣强调着一句：“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