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震：关于地域性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北京生活一段时间，无论长相还是气息，可能都会和原来你在南京时有所区别；如果你从北方来，在南京呆的时间一长，也会有很多变化。我想，文化肯定也会受到地域性的影响。就明清文人绘画的那种方式来看，可以说江南和北方的艺术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南京的当代艺术家不像北京或四川艺术家采取集团式的运作方式，可能和它的人文性有关系的。人文性在江南就体现得特别个性化，过去有些文人可能采用躲避的方式在某个小地方生活或创作、念佛经什么的，比较内省的。就是说他以他独特的方式来观察生活，不会去随波逐流。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南方艺术家非常优秀的地方，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团体的力量，这一点是有它的缺陷。但是相对来讲又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南方艺术家可能不像北方艺术家那么尖锐，可能更像水的感觉，是沉静的，放的久了就会慢慢渗透到物质里面。南方艺术家的东西非常耐看，你在品读它、把玩它的时候感觉到有很多智慧。无论从手头上还是从感觉上，都非常细腻，这种浸透的细腻的东西，是人内心当中能感受到的，它不是那么强烈，扑面而来，但看得久了，就能品味到它独特的味道。　　另一方面，我觉得南方更原生态一点，不像北方的那种，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当然那也挺好的。南京是较独特的，有人说它像散落的沙砾，这是一种状态，但并不代表它的无为。只是缺少水和水泥调和，一个能够把这种散落的状态汇聚的力量，给它一个整体的说法，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它会铸成一块坚硬有力的巨石。现在慢慢的大家都发现了北京的跟风问题、四川的趋同性问题，这个我觉得南京事先就有所避讳，是从心里面的一种避讳，它可能不是一种很警醒的避讳，它自然地就那样，这可能是它的一种优势，因为它比较自我，尽管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并不属于优势。但我以为这恰恰凸显它在当下背景中的意义。　　罗玛：你觉得这种地域气质和你的创作状态之间有些什么内在的关联呢？　　葛震：肯定有联系。我不是太爱表现政治的东西，只企望探究作为人的一些永恒话题。我所表现的是在物质现实社会挤压下的理想主义精神的悲情。满怀理想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伤痕累累，我诠释的就是这样注定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和“八五”精神有所关联的，“八五”那时候的精神理想是非常强烈的，我赞同他们那时候的东西，但是我不赞成那种空洞的精神，就是那种外在强烈宏大内部空洞乏味的方式，我还是喜欢南方的那种心灵深处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果说每个个体都注意到自己对这方面的要求，我们的整个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中国缺少个体的人文性精神，这种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是我的绘画所想表达的内核，不过目前我还对自己不够满意，还需更多努力。　　罗玛：能谈谈你对“红色·旅”的认识吗？　　葛震：“红色·旅”，实际上我还是看《江苏画刊》、《美术报》才知道的，我当时还没有介入那个圈子，只是一个旁观者，也不太认识那些艺术家本人，只是看一些他们的作品。“红色·旅”产生在那个时代可能和当时的作家圈子情况有点像，就是大家团在一起做点事，然后起个名字什么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可能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手段，对艺术家没有太多的选择性，画得不错的都可以放进来，并不是一个有纲领性的团体。实际上在“八五时期”江苏的当代艺术比今天要厉害很多，可能因为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南京的大学很多，人文环境很好，所以做起事情来更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