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澎新作《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讨论会上我才拿到这本书，当时的发言仅仅是初翻时的点滴印象。在没有阅读一部艺术史的情境下来讨论这部艺术史，倒是可以作为事物的特殊发生写进艺术史里。因此，我在那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缺乏针对性的泛中国当代艺术史学的即兴聊天。今年9月底将在北京举办“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讨论会”，希望不是又一次聊天会。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象征。如同很多“学术”讨论会一样，很多“学术性”的写作也缺乏学科针对性和基本的规范。大家谈的是“不是问题”的问题，使用的是民间汉语而非学术汉语。在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的情况下来讨论一个知识范畴。　　一个人为什么有艺术史的写作欲望和动力?究竟是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困扰着写作者?也就是说，作者个人写作的文化针对性是什么?这是我关心的。写作者对艺术史有兴趣的特殊性何在?“犯罪动机”是怎样让一个人针对目标、选择方法、实施行为的(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的比方)。作者针对艺术史为什么要提那一套系统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作者和我们同时意味着什么?有问题意识的艺术史与没有问题意识的艺术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思考的艺术史是由一系列问题和回答构成的。没有问题的艺术史作为“当代史”是否成立?　　90年代中国艺术界确实发生过象政治波普、新生代、女性主义艺术、方案艺术、艳俗艺术这些艺术现象。这些现象有些是“自然”发生的，有些则是人为操作出来的。因此，叙述者的功能视角很重要。一个思考的艺术史的写作者要对所有的命名必须重新进行审慎的理论界定。在功能视角的关照下，将针对艺术史问题的艺术史现象放到回答系统里。针对商业目的的艺术家推介，就很难摆脱“自然叙述”。思考的艺术史要求的不单单的是写作者的叙述权力。高度的理论性要建立在史料的丰富和准确的品质上。　　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图象谱系和文献谱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需要许多学者的为此进行汇集、辨析和研究工作。自1997年9月开始，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主持了几届“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与批评研究班”，邀请在20年来有影响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划人、经纪人来中央美术学院做个人历史口述，到目前为止已记录了100多人的口述资料。这些史料的公开有助于更多的艺术史写作者进行不同功能视角的研究与写作。进而展开更加多元的问答关系。我想出版一部多卷本的《口头中国当代美术史》，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口述资料的发表。　　目前，关于当代艺术家和艺术潮流的评论不少。但艺术家的个案研究、地方艺术史和专题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