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经历了3次学术思想转向，从非理性转向、后现代转向到“文化研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艺术批评家渐次从社会、艺术家、艺术品、读者(收藏者)5个维度的末位，上升为首要位置。从灰色(理论)到绿色(批评)的决定性转变因素，在我看来，盖缘于批评家不再充当传统价值的立法者(Legislators)，而是“成为”自由精神的阐释者(Interpreters)。阐释即命运，阐释促进了批评的独立和自主，从而使世界的精神意义得以发扬和守护。　　在时间和地点、身体和自然的特定历史中，我所倡言的“知识分子性”可以看做是我的艺术批评观的内核及相应的策略。概括而言，它既反对本质主义，又崇尚形而上思想;既珍惜艺术创造进发的诗性真理，又坚持艺术问题的症候或分析;既反对现代性精英文化的自我称义，又疏离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既向往“知识分子国际”乌托邦，又警惕后殖民变相神话。　　艺术批评史最终是知识分子心灵史或艺术思想史的表征，那么，秉持学理批评，使批讦话语理论化，就是使批讦家的责任扩大到思想家的“合法化”理想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