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杨少斌怀揣千数元人民币，离开河北唐山的工厂，来到北京圆明园。从一个有职业的工人阶级变成为艺术出走的盲流艺术家起，杨少斌就不再考虑风险和代价。如今功成名就之后，杨少斌还是不断从自身挣脱出来，探索有悖于潮流的艺术道路。也许短时间并不被看好，但杨少斌相信：“做艺术要给自己意外，才能让别人意外。”　　要过称得上“生活”的生活　　我来北京时28岁，等于离家出走，年轻胆大什么都不怕。现在回忆起来，最快乐的还是圆明园的那个时候。社会上对这帮称为艺术家的人看不透，反而宽容，艺术家自己也觉得自己应该如此“放浪形骸”。生活很穷，但不是苦。　　我喜欢看凡高、高更的自传，“人的一生能够怎么过？什么才是称得上‘生活’的生活”，这些问题只有在圆明园这种小乌托邦里可以找到答案。　　90年代初，玩世现实主义风格从圆明园兴起，玩笑、泼皮、无聊、嬉戏，种种标签根植于集体主义的消解和英雄主义信仰的失落现实中。在圆明园类似集体主义的“小乌托邦”环境中，杨少斌也画带有嘲弄扭曲笑容的人物，尤其是嬉笑着扭打的警察混合了更强的政治意味，成为他早期作品最有代表性的风格。但杨少斌生性紧张不善言辞，对周遭现实敏感多思，尤其少年时代生活印记使得他对人内心深处的暴力本性和英雄主义不能释怀，难于真正的“泼”、“玩”起来。而艳丽的玩世现实主义风格在圆明园圈子里所向披靡之后，其根源的批判精神被现实的嘈杂干扰，很多作品逐渐沦为华丽虚浮的图像游戏和堆积。杨少斌“努力”地画了一段玩世之后，开始考虑如何创作跟自己内心真正相融合的风格。同时，现实形势的压力使圆明园的画家四散而去，杨少斌也迁到宋庄，开始走入新的风格。　　圆明园那段，大家作品都用艳的、俗的东西来改变过去的灰调子，风气使然。94年之后，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东西，就开始画暴力一类的，要去摆脱原来的影响。画了4张1米见方的给老栗看，他说：挺残酷的。　　内心残酷比身体暴力更真实　　“噼里啪啦”飞溅的红色系列作品充分发挥杨少斌对于人体冲突和内心躁动的思考，技术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况且红色暴力系列作品本身视觉的冲击力很大，含义反而很简单。这时候，另一个关乎人性残酷的题材进入他的视野，2002年之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相继爆发，国际形势的巨变让杨少斌看到暴力不仅体现为对于身体的攻击，也体现为对意识、个人、思想的垄断和剥夺。如果之前作品中的暴力是杨少斌青春期记忆的表象，那么通过国际政治危机这一线索，这一私人化的内心冲突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对人类本质的直视，而恰恰这是每一个人都不能逃避的真实境遇。　　我喜欢往复杂里、往内心里走。在国际政治这类作品里，画面上看不到什么实质的威胁，但仍然能感觉到心理上的压迫。人物面貌含混不清，虚构情节与现实场景穿插，它是我编一个谎话，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但却随时可能发生并且威胁着我。比如《看不见的战线》，三个画面分别来自电影场景、一个二战期间被抢劫的莫斯科的美术馆照片，以及对卡拉奇去苏联秘密访问的虚构画面，几种历史形象集合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最终指向人性残酷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