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博伊斯、黄永砯,一条仿生学线索
2008-04-02 15:30:34 邱志杰
从开玩笑者杜尚,我们很难到达博伊斯那里,但是从正是从第二个杜尚,也就是超现实主义者的杜尚,我找到一条道路。从杜尚连到博伊斯,连到黄永平。向上,则连到达芬奇。 这里我要突出的是仿生学。 贡布里希在《理想与偶像》中曾经有点讽刺性地提到过,巴黎画家在听了一场矿物学的讲座之后,整个巴黎的艺术界都在谈论“晶体化”。在《艺术的故事》中,最后一章谈到试验性绘画,贡布里希指出,这一代画家是要“画其所知”,而不是“画其所见”。贡认为达芬奇时代的画家是追求画其所见的。其实,达芬奇也是典型的画其所知。甚至就是用绘画来求知。达芬奇手稿,各种设计,正是仿生学的典范。 立体派画家“所知”的知识是晶体。而杜尚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然后,在1912年他转向和立体派一样的“所知”,这种新的知识是建立在运动摄影的教导之上的。《下楼梯的裸女》。很快,由运动,杜尚走向了解剖学。《新娘》、《由处女变成新娘》这两幅画中出现的似乎抽象的造型,很容易引发肌腱、活塞的联想。由解剖学建立起来的身体的机械规律,进行一个简单的颠倒,就得到了机械运动的身体联想。 机器的身体性,进一步发展出机器的灵魂和机器的欲望。特别是机器的性欲的观念。杜尚和毕卡比亚都对此非常着迷。人的机械化和机械的人格化同时发生。杜尚称之为“戏虐物理学”的游戏一再展开。 从未来主义出发,对于运动进行思考:下楼梯的裸女是运动,运动的表征是变化。处女变成新娘,新娘被剥光衣服,都是变化。变化的驱动力可以是机械力量,可以是心理力量,是欲望。进一步,杜尚开始发现,一个日常物品成为艺术品,也是变化。也就是说,变化的力量还可以来自命名。如《断臂之前》。甚至于不需要命名,只需要签名。如《瓶架》。在这两种情况中,变化的不是表面的形态,而是身份本身。因此,中期的杜尚,事实上关注的是身份的变化:变性别,变成下棋者…… 博伊斯视动物为同类。 中学时代博伊斯就曾经随马戏团离家出走,在父母的家里弄了个小动物园,想象自己是个牧羊人。当兵的时候再波森帝国大学旁听动物学课程;他的长官希尔曼专拍昆虫电影。 博伊斯用印第安小狼来代替美国。 《工作场中的抽蜂蜜泵》 蜂蜡则是液态与固态的中间状态,同时使能量的载体,因此是“有机性”和“暖性”的最好例证物。人的血如同蜜蜂酿蜜,而骨头的六角型细胞,如同蜂巢。 蜂巢是一个有着久远历史的文化形式。蜜蜂象征社会主义。一个人就是一个蜂巢。 用麋鹿来理解人类的脆弱和敏感。鹿也是受害者,牺牲的形象;《闪电打在鹿身上》 鹅,则是童年记忆,也是性的符号。 对死兔子解释绘画,对死兔子的无意义的发音,被命名为“解释绘画”。 兔子是人类的一种外部器官,如果我能够向这个外部器官说话,一种发展进程就有可能实现。有很多力量都可以在未来成为继续延伸人性的力量:动物,植物,等等。 德国学生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派,不过,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动物。我们必须向下和动物、植物、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向上,和天使、和神建立联系。 博伊斯视动物为同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成为人类的教师,或者,在更长远的意义上,早就是人类的一种延伸物。用蜜蜂来理解人类社会的有机性,种种思维正是典型的仿生学的。 变化在博伊斯那里集中在治疗。既是身体的,也是社会的。 博伊斯把政治和教育也视为促成变化的力量。变化,博伊斯表述为转型。 杜尚对政治不感兴趣。总是远离战争。 黄永平则对教育不感兴趣,这是有他的本体论原因的。黄是怀疑主义者。 黄对动物的兴趣发生在他旅居国外之后。但是此时他的基本理念已经完成。在80年代完成。通过对杜尚的兴趣和主动误读,黄探究偶然性,到达了达达。这是一个致力于搁置、颠覆、反省的时刻。禅宗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都在此刻加大地影响了黄的思想和生活。此为“断舌”的阶段。 但是《周易》对于偶然性的整体思想却史他能够由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点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杜尚式的工作---拓展到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观察。在80年代末,黄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化战争的不可避免。因此,在断舌的同时,又有一个养舌的目标出现了。这时,动物开始出现,动物成为一种舌。 研究者过多地强调了道家对黄的影响,其实在我看来,道家的占卜、驱邪、炼丹、符箓都是一些武器。使用这些武器来进入一个战场的人,本质上是一个兵家。 事实上,有的学者认为,《老子》本身是一本兵书。而传说中周易的作者周文王,又或者黄在作品中曾经涉及的姜太公,其实也都是军事家。 黄依据兵法使用动物,在本体论上,受到杜尚的影响,在作品的形式感上,则更多地和博伊斯发生对话。博伊斯在草图和手稿里面有很多动物出现,但是在大型的装置场景中却很少直接用动物形象出现。在橱窗中倒是经常出现动物的身体的局部。黄在思考的时候经常是人类的问题,却喜欢用动物来图像化他的思考。 《世界剧场》和博伊斯用蜜蜂来对照人类社会,同样是仿生学的。博伊斯的蜜蜂社会是一个正面的乌托邦,而黄的毒虫世界则是一个反面乌托邦。 博伊斯呼吁人类从动物身上学习,因为这样可以治疗人类的问题。黄则把动物世界看作一个被人类的社会规则包含在内的游戏场。 杜尚通过仿生学的思考,选择了对于身份的逃离。黄从杜尚那里学习了事不关己的态度,以偶然性的名义免除了个人的道德责任之后,转而把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身份,延伸到动物身上。在殖民史的语境中,大象和老虎是殖民者的狩猎工具和狩猎对象,也是被殖民的文化的毫不避讳的在场者。在另一个地方,殖民者则化身为鹰,有时又化身为一条用尿液圈占地盘的狗,或者一只蝙蝠。 蛇轿上那四条蛇……是最感性的。 蜘蛛是一种影响的源头,在《圣人事蜘蛛而结网》中制造影子。姜太公钓鱼中的红色椅子也是蜘蛛…… 网下的鱼,既是被钓者,自身也同时是垂钓者。这又是一个世界剧场。 威尼斯的九只怪兽,本身是战士。 黄经历了一个从观察者到造物者的转型, 黄的动物是人类的投影。 杜尚拿《蒙娜丽莎》下手,美术史上通常都表述为挑战权威模式,事实上展开的是性别身份的讨论。 其实,最近也有研究者提出,《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自画像。弗洛伊的一定会赞成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才符合它的心理学说,而不是布鲁东那一套。这样一来,《蒙娜丽莎》或者《达芬奇自画像》早就是雌雄同体。 达芬奇则是波伊斯的精神导师。 黄在厦门的时候有两件和达芬奇有关的作品。一件《是自画像还是达芬奇还是蒙娜丽莎》,一件是《最先烧掉的是胡子》。奇怪地触及了性别问题。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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