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栗宪庭和鲁虹两位先生提出水墨的“当代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止于水墨，几乎是中国当代艺术所共同面临的脆弱“软骨”。水墨作为美术家族一种媒介材料，它应该象所有艺术一样，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对当代性作用的大小，而不是确立在材料形式的特殊性上。可我也注意到，鲁虹一方面强调水墨的“当代性”，同时又坚持“水墨和油画、版画等等并不一样，远不是简单的画种问题。在我看来，水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既是中国身份的象征，也是中国文化链上重要的环节。”这种观点基本代表当下文化民族主义的主流思想，它不仅是值得质疑的，同时存在很大思想狭义性，因为油画和版画也同样具有悠久历史性，“水墨”被赋予中国文化的专门身份符号，它毕竟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才出现的现象，所谓“土”与“洋”概念归纳形成一种狭隘的文化标签。事实上，这种归纳法囿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伦理法则，缺乏严密的客观论证，正是这种狭隘的错误观念才导致中国绘画以及中医被其外在形式所束缚，使中国画变成一种既定民族特色而特色的风格绘画，最终造成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禁锢，使水墨绘画艺术为顾全历史脸面而丧失了“当代性”文化意义。可见，鲁虹所强调水墨“当代性”仍有理论上的内在矛盾，显然来源于历史语境的定势作用。　　回顾上个世纪末，中国实验水墨取得辉煌的历史成就，从形式手段到内容题材均还原了水墨画开放性，对那些墨守陈规的传统中国画构成审美与思想的文化批判。其中李孝萱的都市题材水墨、刘子建的水墨语言实验、张羽的水墨视觉效果、李津的市井趣味水墨等等，他们不仅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实验改造，很大程度上构造了水墨绘画的语言系统与内容题材的开放性。进入新世纪之后，水墨并没有取得实际性进展，它与当前中国艺术整体通病所一致，普遍不再具有社会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实质作用，完全被动于商业文化和大众趣味的方向发展。在市场、政治和民族主义文化氛围的作用下，当代美术开始出现被动性和迎合性，思想的贫困和文化的责任感普遍消弱，取而代之的是“身份”、“文脉”、“根性”和“对话”等民族主义等噱头口号的大行其道，以致“85”前卫艺术均开始运用“意象”风格化作为新卖点。　　鲁虹和栗宪庭均就“当代艺术”概念进行一番的阐述，其实这些都是非本质的问题。“当代艺术”这个浮动的标签不仅在于它的当代性，它在形式上与既定艺术风格形成一种差异的形态，至少是一种全新面貌，它代表艺术的开拓创新的精神姿态，决不是广义上的当代人创作的作品为“当代艺术”。如果依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美术史时序归纳也没有问题，关键是它们在均为时代的浮动坐标。其外，“当代性”前卫意义在于它起码不被动于主流的当代艺术，大部分当代艺术成为一种时代主流的风格化艺术，尽管形式表现上有别以往的既定艺术，但缺乏历史前沿性的文化作用。当前中国水墨同样出现一种被动于时代的“当代化”倾向，成了一种时尚化的风格绘画。　　至于栗宪庭拿顾磊克博士说法去证明中国在12世纪就有了“当代艺术”，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牵强，如同栗宪庭在《中意象与观念：吴少湘作品浅说》一文中认为中国上古时代便出现“抽象艺术”一样。艺术需要思想文化与历史场景相效应关系，有意识的观念抽象绘画与无意识状态绘制的儿童画绘画是无法同日而语的，两者的形态表象近似性都是非本质的。宋代文人画的“当代艺术”不应该限于其图式的表象，关键在于它对宋朝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审美的影响作用，而历史证明宋代文化艺术只限狭小的审美领域，其历史被动性不言而喻。不难看出，栗宪庭与鲁虹在理论似乎难以摆脱历史语境的定势作用。　　中国当代艺术满是貌似“当代性”伪艺术，传统派同样没有一点传统人文精神的“伪传统”，如栗宪庭批评中国画坛那样：“一向以独立、自尊和清高自诩的文人精神品格和风骨，在现代‘中国画坛’已经丢失殆尽，尤其在走穴的风气中，俗不可耐的画工们翻来覆去变化着不同的构图，画的却是同一种题材，同一两种人物，同一个山头，同样的兰花或者竹子。只要有人买，就不断地制造。论尺寸，论名气，论头衔，唯独不论有没有感觉。我们强调水墨画的当代性，就是强调水墨画中的独立精神品格和创造性感觉，以及文人画或者水墨画传统在今天转换的实例及其可能性。”　　当前的艺术缺乏当代性的文化意义，普遍是被动时代的跟风艺术，没有多少文化与思想的建设性意义。传统派在模仿黄宾虹和齐白石或其他古人，当代派在仿照张晓刚和方力钧或其他人，换言之，连黄宾虹和齐白石都在复制自己的绘画，包括“F4”也在不断拷贝自己的作品，这种风格化翻制作品现象是可以理解而不值一提的事情。因此，强调水墨以及一切艺术的“当代性”文化价值意义，艺术家必要有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对于那些打着“文脉”、“根性”、“身份”和“特色”等噱头性民族主义口号，不仅要保持警惕的质疑态度，在理论上必须给予否定性批判，澄清符号化纪念品与艺当代性术作品的本质区别，避免错误观念一再泛滥下去，使中国文艺走出意识形态所束缚的误区，有力地发挥当代艺术对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启迪作用。艺术“当代性”价值意义取决于它对现在与未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