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不觉间，张永昌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每想起先生，他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身体清瘦，精神矍铄，一位态度和谒、言谈幽默、风度儒雅、让人不自觉地敬而近之的长者。张先生作为国宝级文物鉴定专家，有“南张北耿”、“中国玉器鉴定第一人”之美誉，在玉器鉴定和征集等方面为中国文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他一生竭尽心力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玉器鉴定人材，这些学生现在大都已经成为国家文物鉴定领域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先生贡献给国家文物事业的宝贵财富。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是文博界培养文物鉴定人才的摇篮，甚至有人把它比喻为“文物界的黄埔军校”，很多人会因为有机会在那里学习而自豪。我有幸参加了扬州培训中心1992年的“中国古玉鉴定培训班”，有缘听到古玉鉴定大师张永昌先生授课。当时授课的有五位老师，其他四位老师的授课方式较偏重于学术性，而张先生的课则主要侧重于肉眼鉴定玉器的实际操作。因为参加学习班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各地文物商店、文物鉴定组和海关，他们的工作就是“看东西”，注重实用性，张先生的课程非常适合他们，所以，培训中心给张先生安排的课时是最多的，约占整个学习课程的一半时间。即便如此，同学们还是觉得不满足，总是让张先生多讲，除了上午、下午排满的课程外，甚至还要求在晚上加课。张先生身体一向不好，那时已是初冬，天气很凉，加上过度劳累，哮喘病复发，咳嗽很重，甚至咳血。但先生还是在能够坚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上课，若身体状况实在不好，就在晚课时把他的授课意向告知助手杨震华老师，让她代理晚课。张先生这种对学生、对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让我们感动不已，所以，那时大家都非常努力刻苦。　　张先生鉴定能力一流，教学也有一套独到的方法，能够把深奥抽象的内容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讲出来，让学生很快掌握要领并可以实用。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多媒体，幻灯就算是最先进的教学设备了，可张先生的课连幻灯都没有，就是靠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绘画示意图。有时是画一件器物的全部，再一项项分步讲解，有时是单画关键的局部，指出鉴定要点。听张先生的课，必须认真做笔记，不但要把先生在黑板上画的示意图画在本子上，还要边听边做笔记，把先生讲解的要点记在图上相应的部位，这样看时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后来大家发现上海博物馆张明华同学绘图好，先生遂任命他为“助教”，每天课前，让张明华将准备讲的图样提前画在黑板上，上课时先生以张明华画的线图做标本给我们讲解，大大加快了授课进度。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记满几个笔记本，然后请先生在笔记本扉页题字，先生给我的一个笔记本上签的是 “学而时习之”，另一个笔记本上签的是“笔记本很重要，是工作中的工具书，须经常阅看，必有新的收获。”果真如先生所言，笔记本我不知看过多少遍，至今还常翻看。看它们的时候，不仅能读到里边的文字和绘图内容，而且会读出与先生、同学们在一起的情景，那时的一切如电影般鲜活地刻录在纸上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鉴定玉器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较容易地得到正确的结论。我们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鉴定知识，远远不只是笔记本中记录的内容，更重要的、更让我们受益终生的就是他所传授的鉴定方法。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文物行里都是以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授和学习鉴定知识，师傅一般不会直接给学徒讲如何鉴定，只是让徒弟跟着多看、多摸东西，通过长期的耳濡目染，逐渐形成一种对文物真伪和年代的判断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望气派”。张先生也有过类似经历，但他却能不局囿于那种望气式鉴定的框框，不断地吸取新知识，把这些知识加以系统化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断地总结新的鉴定方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大发展的时期，出土玉器数量的急剧增多，为玉器鉴定提供了可资比照的标准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理论的成熟，为建立中国古代玉器发展谱系和科学地鉴定玉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如此，1992年我们在扬州学习时，这一切还处于初始阶段，而那时候，张永昌先生就已经把这种以出土古玉为参照物鉴定玉器的方法运用到教学中来了。譬如，他让张明华把出土战国玉龙的形象画在黑板上，然后从头、眼、鼻、角、腿、肘、爪、尾、身体扭曲状态及身上的细小装饰线纹等，仔细挖掘其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特征，把它们作为鉴定的观察点。这种鉴定方法在今天已经是共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则可谓是一种新的理念。著名玉器大家杨伯达先生研究古器辨伪时，将以明确的伪古玉作为标准器进行辨伪的方法称为“科学辨伪法”，在这里我们就把以出土古玉作为标准器鉴定玉器的方法叫做“科学鉴定法”，那么，张永昌先生则是当之无愧的“以科学鉴定法鉴定古玉的先行者”。　　值得庆幸的是我比扬州班的同学们还有一个偏得，那就是在1993年夏天，张先生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到辽宁省博物馆进行一级品鉴定，我作为馆里的工作人员，随同他们工作，虽然只有几天，但我却对先生工作认真求是、作人谦逊坦荡的品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身体不好的张先生，结束一天工作后，领导安排几位专家去酒店用餐，杨震华老师说张先生不舒服，让我给他做一点面条送过去。我敲门进去时，张先生躺在床上，看起来很虚弱，完全不像白天工作时精神饱满的状态。但我来了以后，他似乎又好起来了，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来。因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玉器大部分是传世品，鉴定组的几位专家经常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如果经过沟通还不能达成共识，张先生就会说：我保留意见。先生给我讲的就是白天有争议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看，这种吃小灶的机会可谓是天赐良机。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增强了我在古玉鉴定方面的自信心。聆听张先生一个多月的教导，是我研究古玉的启蒙教育，也为我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扬州学习回来以后，我对玉器学习的兴趣非常浓厚，尽力搜罗所能看到的玉器书籍，说实在的，那时限于条件，能见到的质量好的玉器图录很少，当时最欣赏的一本书是傅忠谟著《古玉精英》。我专门为它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像上课那样一边做文字笔记，一边描绘图样，还不时地要与张先生所讲的课堂笔记对照，经过这样的细致研究，发现有时我的判断标准与书上所标注的年代有冲突，逐渐对书上一些玉器的断代产生了疑惑。这次有机会向先生当面请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先生过目以后，满意地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书上是错的。”先生的肯定，使我对自己的鉴定能力有了自信，开始敢于置疑书本上的内容和权威的观点，这对于我以后在鉴定玉器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敬爱的张永昌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深信，在当今玉器研究领域中，有很多人是无法忘记张先生的，因为这些人是他呕心沥血教导的学生!每次参加玉器学术会议的时候，都会遇到扬州培训中心的学兄、学姐、学弟、学妹们，大家在一起讨论玉器问题的同时，就会不约而同地说到张先生，怀念张先生的敬业精神、治学方法和为人态度。我想，我们缅怀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他教给我们的科学鉴定方法，继续不断地钻研和解决玉器鉴定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