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在《先锋与媚俗》中警告先锋文化人们：“我们一定不能被表面现象和局部的成功所欺骗。毕加索的展览仍然吸引了观众，艾略特的诗歌也依然在不少大学中被讲授，现代艺术的经销商仍有生意可做，而出版商也还在出版“晦涩难懂”的诗歌。但是，已感到危险的先锋艺术自身，却正日益变得越来越畏缩不前。学院主义和商业主义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出现。”(1)之后，他谈到了媚俗文化的强大侵蚀力——随着媚俗文化的兴起、泛滥，它在占领大众文化场域后，进而对先锋文化领域进行侵蚀，使得先锋文化在面对四面楚歌后，自身的阵营也分崩离析：“虽然庸俗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它自身的推销员，然而还是有一个强大的销售机构被建立起来，这个机构把压力带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甚至是在那些保护纯正文化的领域里都被设置了圈套。”(2)　　如卡林内斯库所言，媚俗文化与现代性是紧密相联的。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美学上，媚俗文化都是现代性的典型产物之一，是伴随着现代性的生发而产生、发展的，并成为现代性的诸多面孔之一。媚俗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性所特有的时间意识(主要诉诸未来而非过去，在现时与未来的联姻中来发展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依据)所导致的对“变化”的无意义之恐惧。这种恐惧使时间变的令人莫名烦恼和空虚，于是，媚俗文化作为虚幻地逃避、暂时摆脱、消除这种恐惧的麻醉品应运而生。而资本那与生俱来的增值欲求与生产技术的发展相结合，使得媚俗文化被纳入资本的运作逻辑中日益精密地生产和传播。与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资本的增值欲求的紧密相联，使媚俗文化尽情扩张，以至成为一种到目前为止最为普泛的流行文化，也是最为强大的文化。格林伯格也不得不承认：“它已变成了我们的生产系统中一个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除非是偶然，真正的文化永远也不可能存在。”(3)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资本运作逻辑的转型，在当下，媚俗文化主要体现为——因具有对欲求的强大控制力和非强制性特征而轻松地跨越民族、国家藩篱的消费主义文化。　　媚俗文化如此强大，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被轻易削减。与先锋文化和现代性的关系相似，媚俗文化也是和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相伴相生的。即它是“典型地现代的，并因此是与文化的工业化、商业主义和社会中日渐增加的闲暇紧密相联的”。(4)对先锋文化而言，对自身的建构和对媚俗文化的批判本来就是分内之责。所以，对作为流行文化而大行其道的媚俗文化的批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断过。而且，对它的批判也必将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而持续下去，任重而道远。那么，在国内美术界的特定语境中，近年涌现的“批判媚俗”话语，主要不是对这种显性媚俗文化的批判，而是特指对那些“腐化的先锋”(在某一具体情境中，具有消解官方强制性文化的自由诉求和民主色彩，因而具有先锋性，但当其“先锋性”被西方接纳并名利双收后，无尽复制和刻意迎合西方趣味，导致其“先锋性”因时过境迁而消失并腐化为媚俗)以及“伪先锋”(混进先锋文化阵营中，从其生产之日起，就是以先锋之名行媚俗之实)的批判，以求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媚俗的归媚俗，先锋的归先锋。　　“先锋”没有僵滞的所指，而是一个随历史语境的变迁而随时调整、不断重写的建构性概念。如果要对其内在冲动加以基本的规范，应是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先锋自身的批判。而这种双向批判，正是建构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对于先锋文化而言，自身的阵营不清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如何有效、全面、彻底地批判媚俗?所以，对“腐化的先锋”的批判是必要的。也就是高名潞所说的：“‘前卫’是有选择的、有明确方向的批判性。这批判性是两方面综合的：社会的批判和自我的批判，缺一不可。自我的批判是指对‘前卫’自身阵营的保守和腐化的批判，对无生命力的艺术方法和语言的批判。”(5)　　而对“伪先锋”的批判，则更为必要。因为，媚俗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难于甄别的概念，甚至，它“也许是现代美学中最令人困惑、最难于把握的范畴之一。”(6)至此，重申“媚俗文化”的定义就是必需的了。“媚俗艺术的危险再怎么说也不算夸张。”(7)“在艺术的价值系统内，媚俗艺术是邪恶的元素。这种邪恶的元素可以从媚俗艺术的基本特征得到确认，这种基本特征就是说谎。”(8)“媚俗艺术是虚假艺术，是以或大或小的规模生产形形色色的‘美学谎言’。……根本上说，媚俗艺术的世界是一个审美欺骗和自我欺骗的世界。”(9) “尽管媚俗艺术依据样式而有所变化，但变来变去总是一回事。它是我们时代生活中一切虚假的谎言的概括。”(10)翁贝尔托·埃科更如此简洁地定义：媚俗艺术=美学谎言。　　从这种定义出发，有多少种美学谎言，就有多少种媚俗文化。一种显而易见的媚俗是容易察觉的，但一种伪装的媚俗，甚至是以“先锋”的姿态、声势进行的媚俗，则因其隐蔽性和欺骗性而容易瞒过天真之眼。因为，媚俗文化往往是异常狡诈和机巧的，谎言越复杂、巧妙而精致，其魅惑力越强。“媚俗艺术反过来也可以通过模仿先锋主义的外表而获益”(11)，最为狡诈而高明的媚俗文化，是那种混入先锋文化阵营中的“伪先锋”文化。而其之所以成功欺骗天真之眼，是因它“可以是对一切事物的模仿——从原始或民间艺术到最近的先锋派。”(12)故而，格林伯格也发出警示：“媚俗文化是欺骗性的。它有许多不同的档次，某些媚俗文化已高明到足以对那些追寻真理的天真者来说造成危害的程度了。”(13)　　媚俗伪装成先锋已经足够糟糕，但更糟糕的是：可能会有以“批判媚俗”的名义生产的新型媚俗，它将因其更大的虚伪性而更具危害性。那么，既然要对“伪先锋”进行批判，就必然要包括对那些混入或沦为“批判媚俗”阵营中的“伪先锋”的批判。　　判断一种话语是否媚俗，要由其目的和所处语境来决定。在当下看似火热的“批判媚俗”行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否则，也有沦为“媚俗”的可能。　　第一点：滥用“媚俗”。“媚俗”一词定义不很严格却广为流传，甚至，其词源也不确定。但此词的优点是：它带有强烈的贬义，因而被极为宽泛地使用，以示对各种“美学谎言”的贬斥。但优点往往也是缺点：它的语意复杂而灵活，涵盖面大，但也正因此而不够意指明确、具体。如上文所言，有多少种美学谎言，就有多少种“媚俗”。对各种具体的“媚俗”，要进行条分缕析的具体批判。所以，在高名潞等学者用“媚俗”这一明确的贬义词让批判的大方向更加明确后，大而化之的“媚俗”在不同语境中，可进一步具体为谄媚、肤浅、庸俗、陈腐、下流、卑劣、淫猥、狡诈、虚伪……。如那些在当下也踏入“批判媚俗”队伍中的批判者在具体剥析阶段，仍不加区分和具体化地频频用“媚俗”这个大词，无益于批判的清澈、明晰，反流于表述的笼统、模糊，是理论跟风、缺乏学术独立性的表现，颇似以往对“后现代”、“福柯”、“德里达”、“现代性”、“哈贝马斯”等不假思索的一轮轮学术追星。而且，“批判媚俗”作为实践行为，不是近期才横空出世的，多年以来的很多批判话语，就是对各种媚俗的形形色色虚假美学话语的具体批判。如此，那些不恰当地频频用“媚俗”这个词者，有吸引眼球、哗众取宠之嫌。　　第二点：文化“鞭尸”。对已成为历史的“腐化的先锋”和“伪先锋”的批判是有必要的，但“鞭尸”的目的是为了不让旧疾复发，并更好地批判新的媚俗，而不是为了鞭尸而鞭尸。正是在不少学者(比如高名潞、王南溟等)多年来的不懈批判下，曾经位列先锋阵营的这些“腐化的先锋”和“伪先锋”，才在学术上现出原形。尽管它们在商业市场上尚未滞销或者依然还作为主流时尚而招摇，但这是因为“一旦媚俗艺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就只有市场能约束那些廉价的或不那么廉价的模仿物的激增”(14),至于其媚俗品质，其实在学术界已尽人皆知。在这种情境中，依然一味鞭尸，是“着力点”的错置。当然，如果能在既有的批判成果上继续深入，或提出有力度的异议，鞭尸依然是相当重要的(此等鞭尸，需要长期持续下去，以彻底清除流毒)。但如果这种鞭尸既施大力又乏新意，只是鹦鹉学舌的话、则流于狗尾续貂而乏善可陈。　　由此引出第三点：回避当下。对“批判媚俗”而言，最重要的是介入当下的现场，把那些正在萌发、生长乃至成熟和泛滥的“伪先锋”甄别、清理、驱逐出先锋文化阵营，让其归入适得其所的场域——媚俗文化场。但如果那些狗尾续貂者施大力于鞭尸(批判那些“老媚俗”)，却避而不谈那些其媚俗显而易见乃至人所共知的、正在大行其道的新的伪先锋，很难不让人产生疑问：是忽视还是有意回避?　　这涉及到态度、目的与立场问题。先锋文化要想求生存和强大，在特定情境中需要讲策略。所以，有时需要暂时的委曲求全以图养精蓄锐。但它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先锋文化自身的壮大。太刚则折，所以，不能过度理想主义而不考虑具体情境地一味责难先锋文化人的委曲求全和不纯粹、不彻底。但这并非说但凡卑躬屈膝都能以先锋文化的理由而获得合法性。因为，“媚俗艺术家模仿先锋派只到一定程度，……媚俗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冒险去与真正的先锋主义有任何牵连的。”(15)如果打着“批判媚俗”的旗号披挂上阵，却凤毛鸡胆、虎皮羊质，不管是鞭尸还是批判(甚至根本就回避)当下的媚俗，都颤颤巍巍、躲躲闪闪、拈轻怕重，柔肠百转后化作浅斟低吟，蜻蜓点水或闪烁其词。太柔则废，这样的不痛不痒式“批判媚俗”已经南辕北辙，没有多少批判力量，难以起到“批判媚俗”的作用。就象格林伯格所说：“在庸俗文化的压力之下，有野心的作家和艺术家即使没有完全屈从于庸俗文化，也将修改他们的作品。于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模棱两可的情况出现了……无论如何，其最终结果始终是有损于纯正文化的。”(16)　　而如果某些“批判媚俗”者正是其批判话语中避而不谈的当下“伪先锋”的制造者，乃至仍然在继续制造着。那么，这无法让人不怀疑其话语的真诚性和真理性。甚至，一种逆耳的预言会油然而生：这些 “批判媚俗”者，很可能就是将来的新媚俗文化的主要炮制者。如此，一种对信仰阙如的机会主义者的指认会产生：通过“批判媚俗”来进行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利于其日后更方便地制造新的媚俗文化。这种指认是可怕的，果真如此的话，这种“批判媚俗”的话语行为从根基上就腐烂了。令人记忆犹新的是，那些“腐化的先锋”正是通过当年的先锋话语而出场，一旦有政治、经济的利益可攫，迅速心领神会地“弃暗投明”，从此“踏上正途”，成为“知识分子动物园”里的一头“追逐名声的动物”(德布雷语)。那么，在面对这种“批判媚俗”话语时，需要怀疑它们回避了什么、纵容了什么……需要通过“症候式阅读”(a symptomatic reading) 来对其进行双重阅读——“首先对显性文本进行阅读，然后，通过显性文本中出现的各种失误、歪曲之处、缄默和在隐(这些都是某个问题要被引发出来的症候)，产生隐性文本并对隐性文本进行阅读。”(17)　　机会主义者们是机巧的文化游戏高手，他们老谋深算后把握契机来出牌。盛行终极、绝对时就打“终极、绝对牌”，盛行理性、深刻时就打“理性、深刻牌”，盛行戏拟、平面时就打“戏拟、平面牌”……不过，从文化机会主义者的视角而言，如果仅仅是想在文化博弈中攫取资本，那么，把筹码押在“批判媚俗”上将是一个新手短视而愚蠢的策略性错误——有那么多张牌可打，为什么偏偏要打“批判媚俗”这张?这张牌一出，就将宿命地给自己出难题：已经或以后将自相矛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时，除了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式的装聋作哑，恐怕很难自圆其说。而那些高段位的机会主义者们是灵巧地避而不谈“媚俗”，更不会谈“批判媚俗”的。　　当然，这些流于媚俗而名不符实的“批判媚俗”话语，也不是全然无价值的。毕竟，它是以“批判媚俗”的姿态出场的，而不是当下那些直接肯定“媚俗”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虽然名为“批判媚俗”实则媚骨俗质，但它如欲生效，就不能不具备某些符合认知模式的特征。如果仅仅只是显而易见的谎言，它就无法魅惑人。故而，通过提供“批判媚俗”话语的媚俗复制品，它或多或少暗示出通向真正有价值的“批判媚俗”话语的途径(其精确性有时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大)。于是，“在看过许多复制或仿造的伦勃朗作品后，一个观画者也许最终有能力接受遭遇一位荷兰大师绘画真品的经验。他也许最终会意识到，艺术，即使是被利用、误解和滥用的艺术，也不会失去其价值和美学真理。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媚俗艺术的这种失败令人宽慰地昭示出古老的喜剧主题：欺骗者被骗，傻瓜认识到自己的傻而变的聪明。”(18)　　而对那些对先锋文化抱有真正激情而欲“批判媚俗”者而言，要想批判和削减媚俗，在努力剥析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媚俗文化的同时，亟需的是建构不媚俗的文化，边破边立。而无论破还是立，仅靠真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智慧的参与而非愚笨，如此才有望兼具真诚性和真理性，才有望通向“全然真正的审美经验这个前所未有地难以捉摸的目标”。(19)不过，真诚却是首要的(在这个媚俗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它变的越来越稀有、奢侈)，否则，只能是从根基上就开始媚俗，以高洁大义之名结出腐臭的果实。此外，如果要真正切实有效的“批判媚俗”，其实最终需要的是批判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主体性及主要诉诸未来而非过去的时间意识)，致力于寻觅解决其内在矛盾的途径。否则，媚俗——它的功能正是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只不过是用毒品的方式——是无法消除的，这些批判话语终归是局部和表层的，而且，终极追问的话，每个批判者都无法彻底“免俗”，包括笔者自身。　　2007年8月　　注：　　(1)Clement Greenberg,Art and Culture(Boston:Beacon Press,1984),9.　　(2)同上，11.　　(3)同上，11.　　(4)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2页。　　(5)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页　　(6)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9页。　　(7)同上，第282页。　　(8)同上，第280页。　　(9)同上，第282页。　　(10)Clement Greenberg,Art and Culture(Boston:Beacon Press,1984),10.　　(1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8页。　　(12)同上，第243页。　　(13)Clement Greenberg,Art and Culture(Boston:Beacon Press,1984),11.　　(14)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3页。　　(15)同上，第248、249页。　　(16)Clement Greenberg,Art and Culture(Boston:Beacon Press,1984),11-12.　　(17)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18)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3页。　　(19)同上，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