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批评家在干什么?我很清楚，他们所想知道的答案早已了然于心，只不过以这样的提问，让我尴尬。不错，我是批评家，或者说，以前是批评家，但我与一些同行一样，找不到批评的对象，提不起批评的兴趣——对某个现象，某件作品，某个艺术家，连批评的兴趣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涉及到所谓的职责问题，艺术家的天职是创作，批评家的天职是批评，两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生态环节。但是，现状呈现出明显的反差：艺术家的人气越来越高，批评家的声音越来越弱，换句话说，在艺术家的人气指数里，有商业的，有炒作的，有哄抬的，独缺批评家的份。如果把责任算到批评家头上，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人们对于艺术的期待，已与学术毫无关系，与艺术史毫无关系，大家把目光集中在拍卖价格，集中在媒体的出镜率，把艺术家与明星等同起来，变成集体的狂欢，变成金钱和媒体的盛宴，此情此境，批评不退位，又该如何?　　例如，百家讲坛捧出的学术明星们，他们占据了人们对于学术的想象，满足了人们对知识一知半解的虚荣，这就够了。稍有现实感的人都知道，汉语思想的自由空间有多逼仄，有多酷虐，——凡严肃的正直的思想者，有见地有价值的思想，都生活于空气最稀薄之处，苟存于个人的暗地之中。那么，对那些集体的狂欢和盛宴，有必要泼冷水吗?有谁不懂，所有重要的现实问题都是雷池，不谈孔子，不谈三国，不谈清朝，谈什么?中国历史够长，再谈一百年也谈不完。反过来说，真的这样一直谈下去，越来越多的人会变成行尸走肉。　　我曾批评一些同行不坚定——正如俗话说的，睡不着怪床歪，其实是我的无奈。以教育领域为例，仅仅责怪老师不作为公平吗?责怪学生不上进对头吗?教育领域的弊端已登峰造极，表面的热闹和繁荣掩盖了触目惊心的变质和败絮，说到底是体制问题，是大环境问题，再说大一点，是一种时代病，我们都受到了严重感染，我们又都互相感染，以致病入膏肓。所以，对个人而言，宽容也好严厉也好，都改变不了现状，对批评而言，若将其当做学问，则毫无意义，批评的性格决定了它必定是“显学”，若“显”不起来——或者，不许它“显”，则决定它必定作鸟兽散。　　因此，我的意见是，那些期待批评的人应该换一换思路，想点别的主意，批评退位，地球照样转，生活照样进行，当需要批评之时，用不着召唤，它自然而然会登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