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2007年5月号以20p的篇幅围绕“政治纯形式办公室”（以下简称“政纯办”）的创作个案策划了一个《12届卡塞尔文献展杂志项目·艺术世界纸上展览》，详细介绍了政纯办的创作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集体主义与艺术的种种复杂关系。去年入冬以来政纯办动作活跃，先是在北京开了个展，继而12月移师上海比翼，个展之外，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上及之后，政纯办的活动引发了激烈评论。　　两个个展　　政纯办的两个个展，呈现形式都非常简单。10月份北京个展，展现的是19幅画作、五根皮带和一篇做成易拉宝条幅的文章。画作是对政纯办以往历次活动记录摄影中一些照片的翻制，共同特点是选择的图像场景都具有某种仪式感，以及每幅画作下方都会有“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的字样，字体多有不同，但均是五六七八十年代熟见的刷在墙上写在黑板上油印在纸上的美术字体；五根长短不一洞眼有多有少的皮带当然属于政纯办的五位成员；条幅上的文章是刊发在《艺术世界》2007年5月号上《我们的自述》一文的修改升级版。　　上海个展更简单，照例是一篇做成易拉宝条幅的文章，此外就只有一幅挂在墙上的大照片，外加一些散落在展场各处的“政纯办明信片”照片上是“政先生”的半身肖像。这位穿着白衬衫的“政先生”，集合了政纯办五位成员的面貌特征，是一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却又是现实生活中最标准的人物。　　如果追溯政纯办的第一个展览——《只有一面墙》，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集体主义”之外的另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纯形式的仪式感”。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一以贯之的是“跟什么都没有差不多”，“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是政纯办两年中所有展览后多数人的观感。极简，摆弄细节，精心安排，充满仪式感，或许还有评论的所谓“无聊”，就像那位“政先生”的面孔，既清晰地搁在你面前又让你觉得模糊可疑。　　上海个展与北京个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还包括一个与上海艺术界朋友交流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似乎也成为了上海个展的一件作品，至少有评论者认为自己的参加旁听在不自觉中成了政纯办的共谋。当然，很多人不愿意成为共谋，也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政纯办面对了激烈的质疑。　　一次研讨　　研讨会我进场的时候，冲突已渐趋激烈。质疑的火力基本上面向政纯办的组织形式及其表现形式，归根结底，就是政纯办存在的意义何在以及是否具有建设性。　　先说政纯办的组织形式及其表现形式。在场的质疑者都对“办公室”四位成员（肖昱、刘建华、宋冬、冷林，洪浩因身体不适没有到上海）一直强调的“内部没有讨论”的组织形式（当然更谈不上结构）感到不可思议乃至深切的怀疑；对政纯办把吃喝玩乐并且仅仅把吃喝玩乐摆到台面上表示鄙夷，特别是看上去这些吃喝玩乐还定义了“集体主义”；若再联系到政纯办那篇学术语言行文的《我们的自述》，至少一半人如堕雾里，还有一部分人则愤怒不已——“这段堂皇的文字，不但充满了当代艺术话语体系里的伪学术气息，更要命的是，它们语意模糊，文法混乱，概念矛盾，压根不知所云。”　　至于政纯办存在的意义何在及是否具有建设性，则似乎是一切质疑的出发点。因为只有形式而看不到内容，并且，政纯办自己也说“不针对问题”，所以意义就很成了疑问。有没有意义都是疑问，自然遑论建设性。　　大部分的质疑和愤怒，属于这样的逻辑链条：形式化仪式化地展现吃喝玩乐—内容虚飘－不针对任何问题—也就找不到任何答案—所以不可能改变什么—也就没有意义，或者没有政纯办所宣称的那么大的意义——这能说是当代艺术吗？ 这个逻辑，是“艺术决定论”式的逻辑。　　这个链条的前半段，类似于本期刊发的邱志杰《总体艺术概论》中所述及的“对社会只有反映没有反应”。　　遗憾的是，我几乎没有看到有谁对政纯办所涉及的“集体主义”形态有所关注，而我认为，“集体主义”恰恰是政纯办一系列活动的核心语汇——未必能够自圆其说，却是看待他们的重要视角。　　可以这样形容政纯办：五位成员出生在集体主义年代（出生在1965年到1968年之间），有着共同的童年集体主义记忆并且对这种记忆的描摹相近，在今天这个集体主义淡化乃至会激发微妙解读的时代，他们以集体主义的形式关照集体主义在今天的留存。这段形容中每一个“集体主义”，相互之间都密切相关却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上述形容，写着很累，看着也累，却正说明了政纯办一系列活动的错综复杂。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集体主义，仅仅限于他们五人，作为一种集体主义艺术生存，而不是要主动涉入他人生活。这些细节，是展览中观察不到的，和宣言中的激昂也有着距离。对政纯办的观看如果不涉及这些，“跟什么都没有差不多”，“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观感就再正常不过了。当然，看个展览要了解一大堆背景，着实令人头疼，但这是当代艺术的普遍特征，也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如果把“意义”、“建设性”看作是某种目的的呈现，那么，政纯办的所作所为，确实没有意义，也没有建设性。政纯办没有目的，只有回忆，以及在回忆影响下形成的个人兴趣和P to P的交流，它是反艺术决定论的。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有一段话形容政治活动领域的情形，套用到艺术领域，便是“艺术决定论”——必须决定最终艺术目的，或理想艺术，然后才能采取实际行动。只有当这个最终目的至少粗略地被决定之后，只有当有了要达到的那种艺术蓝图之类的东西，才能开始考虑促其实现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制定实际行动的计划。　　有趣的是，这种“艺术决定论”，被波普尔定性为“乌托邦式的思考方式”。我们今天在面对“集体主义”时，波普尔的这个词几乎是必然的反应。一个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语汇的创作过程，却没有遵循这样的“思考方式”，没有艺术蓝图，没有理想艺术或者最终艺术，这不是很蹊跷吗？　　话题又回到了起点：政纯办到底在干些什么？他们反映社会现实了吗？没有，他们反映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吃喝玩乐——冷林、宋冬、洪浩、肖昱、刘建华，相谈甚欢，有着近似的年少回忆，又心无旁骛，有一天说起来，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吧。他们对社会现实没有反应吗？政纯办创造了一个现实中原不存在的“集体主义”形态，再次套用邱志杰的话，政纯办是“一个‘现象’，一个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和既存现实平行的事物，而不是既存现实的一种镜像。这样一个新现象是对潜在可能性的实现，是对之前的现实情势的一种应对”。　　三种声音　　以媒体身份旁观，当然抱着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对“共谋”、“同谋”一类的说法尤感兴趣。既然质疑者都认为他们的批评成为了政纯办作品的一部分，那就简要地举三个典型声音来描述一下政纯办意料之中或者之外的这部分作品延伸。　　研讨会上，发言最为激烈的是“飞苹果”。这位驻沪外籍艺术家舌战政纯办四位同志，充分体现了西方人严肃、认真、就事论事的辩论作风。“飞苹果”的核心意思是，一，吃喝玩乐这种做法西方60年代以降便已有之，政纯办的创新在哪里？二，把这些行为记录直接摆出来是艺术吗？意义何在？“飞苹果”和政纯办就此反复拉锯，一方从“什么不能是艺术”出发，另一方则回应“艺术可以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分歧在于，“飞苹果”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政纯办背后的中国“集体主义”记忆与情结，交流必然存在障碍。　　金锋在研讨会上发言不多，会后写了一篇有分量的评论，《艺术世界》征得他的同意，全文刊发在本期杂志上，其具体批评观点这里不赘言。从文中可以看出，金锋对政纯办的来龙去脉有事先的了解，他提出的“规避有效性”一说，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政纯办的“要害”。而金锋的讨论姿态——直言不讳却又保有风度，也正是当下艺术批评中尤其缺失的。　　在金锋博客的回帖中，我看到一篇署名杨棵的完整评论文章《前夜，在上海的“政纯办”现场……》，与网上另一篇《无聊的“政纯办”来到上海》（http://www.artmaz.com/product/newsdetail.asp?news_id=4748），内容大致相同，前者应该是后者的修改删节版，不过行文风格倒是没变。杨棵分别以“政纯办说了些什么？”、“政纯办做了些什么？”、“政纯办还能做什么？”描述了政纯办的创作兼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共谋”一说便是杨棵提出的，前面引用的“这段堂皇的文字……压根不知所云”也是出自这篇文章。杨棵的文字代表了网上批评的一类风格——尖锐，但语多轻佻，很多地方不客气得没有道理，就在上述引文之后，他说“……这不由令人怀疑‘政纯办’同志们的文化水平，进而怀疑他们的集体创作是否具有意义”。意义一说，前文已有涉及，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至于“文化水平”，我想说，“文化”是个好东西，可是，“文化水平”是个什么玩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