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山外”美术展现场（郭广林摄）

　　2007年岁末，一场由来自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的五所高校共同参与的美术作品展在位于武陵山区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拉开帷幕。恩施是一个被四季常青的崇山峻岭环绕的美丽山城。在这里，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迄今已连续举办了两次以“山里·山外”为主题的美术展览。在2007年11月29日第二届“山里·山外”美术展上，参展作品大多是来自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贵州民族学院美术学院、湖南吉首大学美术学院、重庆三峡学院美术学院、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师生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五所高校都地处武陵山脉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分属于湖北、重庆、湖南、贵州四省，但由于同处武陵山脉的中西部，在文化传统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和亲缘性，因此几乎不存在什么文化交流的障碍。这一以“地缘文化”为话语背景的艺术展览的出现可以说是对当代艺术家创作和高校艺术教育现状的一种突破性的尝试。

　　近些年来，武陵山区高校艺术研究和艺术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思维趋势，以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特色艺术教育已经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此次展览既是以“山里·山外”为主题，则充分体现了当下边远山区艺术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阈限与交融关系。如今，信息与交通的现代化使得地理阈限的意义从具象变为抽象;艺术创作者们对身边可用材料的认识也逐渐由技术意义上的理解逐渐转向文化意义上的理解，使得“民族民间”这一以经常用来表达传统生活方式的概念已开始与现代艺术糅合在一起，并产生了一些大胆而富有新意的创作，这种既具有“民族民间”特征，又具有鲜明的现代艺术特征的艺术作品非常值得我们从艺术史和文化人类学角度予以深度思考。

　　在将提出“民族民间现代艺术”这一貌似前后语义抵牾的概念之前，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话题已经触及到文化人类学语境中的“文化变迁”话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山里·山外”所力图表达的东西正是人文地理阈限被信息现代化浪潮所冲破之后的交融所带来的艺术的变迁。各省市艺术家们横向的沟通成为美展的主旨时，跨越代际身份的作品也相互融为一体，这使得观者站在充满柔和天光的艺术学院展厅中央，所感受到的是乡民社会这一历来情感色彩丰富的话题。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末，“民族民间”性质的材料已经出现在蔡国强、吕胜中等艺术家的作品之中，它们以象征符号的方式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对现代艺术语言的初步体验。在西方的历史上，法国艺术史学家丹纳也曾在1928年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当我们回溯现代艺术史，有两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其一是：自1839年照相机诞生以后，使得欧洲艺术从濒死边缘走向起死回生的一些重要因素就包括了日本浮世绘、塔西提土著美术、非洲黑人木雕这些外来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其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前后，西班牙人保护住了自己的文化艺术生命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众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和作品，其后发优势为世界贡献了毕加索、达利、米罗、高迪、布努埃尔等艺术巨匠。上述两件事其实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一方面，当人类遇到历史前进中的困难和危机时，最理智的思维并不是慌不择径地左冲右撞，而往往是退回到问题发生前的某一个阶段去寻找新的办法和出路。另一方面，如塞维斯和萨林斯所说的“文化进化潜力法则[2]”所阐释的那样，“一个文化系统在既定的进化过程中越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高等级的潜力就越小。”回退，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便;落后与边缘化本身也并不是一种强势，然而一俟有了资源意识，就可以促发人们想象力和创造活力的飞跃。

　　现代文明与和谐社会需要艺术形式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离不开其生长的人文生态环境，从这一点来看，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并不应该是艺术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期罐头或者鸡肋。恰恰相反，它们是丰富的文化遗产，是艺术向前发展的给养源泉。大约在2003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悄然兴起;如今，引起国人争论的一个相关话题就是文化遗产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我想“山里·山外”艺术展上的一些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而在当下中国，虽然艺术市场逐渐升温，但不可否认某些现代艺术的主题仍然处在审美疲劳或病态审美的伤停补时阶段，又或在继续重温艺术史自身的叙事话语之中，倘若艺术创造力的新鲜血液输送不足，会使更多的具备艺术家潜质的人才被埋没。关于艺术创造魅力的问题，弗朗加斯代尔曾指出：“在一件作品中，组成它最生动部分的，正是那些共性之外的东西。……它们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出现在平行独立且封闭的层面上的现象。”[3]

　　我们都会说“艺术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我们通常只记住了“高于生活”，而很少去认真理解“来源于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位参展的山区艺术家称：“用我自己身边的材料来做，创作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现代艺术大家，许多人其实都在使用传统资源，但我们在此讨论“民族民间现代艺术”这一概念的时候，并不在于限制和要求艺术家必须借用传统资源，甚至都不在于是否存在“借用”的行为，而是在于创作者是否重新站在自己所属的文化本位上去找感觉，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此次美术交流展只举行了三天便落幕了，但它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十分清晰的。总之，“山里·山外”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感觉大概就是：“为我们自己而创作”的时代或许真的应该来临了。

　　参考文献：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夏建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北京;

　　《解读艺术》[法]让-吕克·夏吕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北京;

　　《艺术哲学》[法]丹纳，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合肥。

　　注释：

　　[1] [法]丹纳《艺术哲学》第7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2]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第2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 [法]让-吕克·夏吕姆《解读艺术》第72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