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百年来的我国画家中，任伯年先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他的作品曾得到人们普遍的推崇。回想徐悲鸿先生在世的时候，有时和他在一起谈天论画，他总少不了要提到任伯年；如果是在徐先生的家里，又总免不了要把他所收藏的任伯年的作品挂起来供客人们欣赏；徐先生自己是津津乐道，品味着作品的优点，看画的人也多半神投意合，很难对作品提出否定的意见；这说明任伯年先生的艺术成就，即使在美术界同行的心目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人们对于艺术作品都不免有他自己的偏爱，尽管是偏爱，也都有一定的理由；我个人喜爱任伯年的作品的原因，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认为他的艺术造诣大有可学之处。这当然不是说别的画家作品不值得我们学习，我的意思是：凡是一个画家的作品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喜爱，凡是一种艺术品能够和普通人们的思想感情取得契合，这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研究，值得我们学习，学习这种艺术的独到之处。
　　有人说，任伯年作品的长处是雅俗共赏。我以为，作为值得雅俗共赏的东西，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的艺术形象里面，而且也表现在他所惯于采用的题材方面；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所采用的题材给他的作品打开了雅俗共赏的大门。
　　从任伯年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些迹象：
　　“小红低唱我吹箫”，这是他喜欢采用的题材之一，我前前后后看过他有好几幅这样的作品；与这种题材类似的还有“东山丝竹”之类，他也画过不止一次；这类似题材是最能获得文人雅俗点头称许的，应该是属于雅俗共赏中偏于雅的方面。而另一方面，在任伯年的人物画里面，他又更多地选用了民间流行的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作为创作题材，比如八仙、麻姑与寿星，捉鬼的钟进士，炼石的女娲，以及群仙祝寿之类等等；这些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在中国画坛上出现并不是从任伯年的笔下开始，是有一段悠久的历史渊源的；正如同鸟兽画中的三羊、鹿、鹤、鸳鸯之类的题材一样，不过被任伯年反复描绘过多次而已。这种题材大概是属于雅俗共赏中偏于俗的方面的；有些人常说任伯年作画不能脱俗，大概也是从他经常采用的题材这方面来说的。 
　　任伯年不怕俗气玷污他的画笔，大量地采用了“俗题材”，而且在艺术上处理上有卓越的表现，这是近代画苑中一件值得推许的事情；有人说任伯年专门向观众讨好；我看如果讨好的内容对观众有利或并不有害的话，向观众讨好就不应当是罪名而是好名声。
　　——蔡若虹:《读画札记》
　　吾于1928年初秋居南京，访得一章敬夫先生之子。延吾往其家(玄武湖附近)，观伯年画，盖其父生平最敬伯年，又家殷富，故得伯年画颇多。记其佳者，有《唐太宗问字图》，尚守老莲法，但已是具后日奔逸之风；又《五伦图》，花鸟写极精；又《群鸡》，闻当日敬夫以活鸡赠伯年，以画报之者。此作鸡头为鼠啮，敬夫请钱慧安补之，均佳幅。惜敬夫夫人过于秘守，不肯示人，且至当时尚未付裱，故无从得其照片。
　　抗战之前，余闻陈树人先生言，其戚某君，居沪藏伯年画达七八十幅，中多精品云。吾久欲往沪一观而未果，今已不可能，因树人已下世，无人为介，且亦不得主名也。
　　忆吾童时有一日，先君入城，归仿伯年《斩树钟馗》一幅。树作小鬼形，盘根错节，盖在城中见伯年佳作也。是为吾知任伯年名之始。
　　计吾所知伯年杰作，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之初藏之《何仙姑》，吴藏尚有八尺写《麻姑》，吾昔藏《九老》(今归前妻蒋碧微)，皆难得之精品。尚见一四尺画两孩玩玻璃缸内之金鱼，价重未能致。又一素描册，经吴昌硕题，尊为画圣。若册页，则经子渊藏有十五纸，中有四纸可称杰构，已由上海某处精印。印行有正书局亦印出与吴秋农合册，中之《八哥》可与之初藏之《飞燕》、《鹦鹉》、《紫藤》等幅相比，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为仇十州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殆非过言也。
　　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与伯年同时代世界画家具有天才者，如瑞典初伦、西班牙索罗兰、伊白司底达，俱才气纵横，不可一世。殆易地皆然者，至如俄国列宾、苏里可夫，法国位难尔，荷兰之伊司赖，德国之康普李倍尔忙，瑞士霍特莱等，性格不同，不得相提并论。
　　——徐悲鸿：《任伯年评传》
　　任伯年的儿子任堇叔先生曾希望我走任伯年的路，但我没有走，是可惜的。任的画很好，我佩服他的写像画，准确仔细，传神生动，如那幅《胡公寿夫人像》善良与端庄的神态，跃然纸上，把乌绒帽的质感和衣褶的变化，作了充分的表现。任伯年的双勾功力很深，见到什么就能准确地勾出来。
　　任伯年的写生能力很强。在中国古代画家中，恐怕找不出一个能与他相比的。他的写生能力强，主要来自对生活的仔细观察。
　　任伯年作画有一个特点，落笔倒并不快，在于落笔前多想。他还有一个特点，教学生不肯多讲，主要是启发你，让你去多琢磨，多想。
　　——张聿光：《任伯年读画会》
　　任伯年写生能力强，又特别在人物画上画得好。过去中国画家曾批评他不是正宗，因为当时的画家几乎全画山水，画山水被认为正宗，其他人物、花鸟都算小品；任伯年很少画山水，故有人称他为“小品画画家”的。但也有人说任伯年是“能”，别人不画的，画不出来的，他能画，而且画得好。我是同意后一种说法的。
　　据我了解，任伯年的写生能力强，是和他曾用“3B”铅笔学过素描有关系的。他的铅笔是从刘德斋（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绘画部负责人)处拿来的。当时中国一般还不知道用铅笔。他还曾画过裸体模特儿的写生。
　　如果说任伯年的画有特点，依我看来，是由于他学任阜长的钉头鼠尾笔法，有时在落笔的开头用劲过猛，笔触过大，真的像钉头了。这种用笔当时非常蓄势，失当时就容易陷于俗气。
　　——张充仁：《任伯年书画会》
　　任伯年是近代画坛上的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杰出画家，尤其介是江南一带，当时也好，往后也好，在画风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说，近百年中，上海“海派”的国画，其“破格创新”能够作为一个特点的话，那末任伯年无疑是这一阶段中的主将之一。
　　任伯年是个多面手，人物、花鸟、山水样样都画，人物和花鸟尤其画得好，显示了出色的才华。他是一位勤学苦练的人，从事基本功的练习，几无虚日。家贫无纸，即在油灯下用黄草纸勾画，每天有厚厚一叠，足见用功是他成功的重要关键。
　　任取材相当广泛，多半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关，平易亲切。他的画，雅俗共赏，大家看得懂，人民性比较强。
　　任伯年画人物，不仅善于抓住描绘对象特定的神情，而且热烈地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也画神仙佛道、传奇人物，可不是无血无肉的，其造型往往取材于五湖四海中习见的人，故一睹画面，给观者以境界优美的艺术享受。在画面的构图章法上，也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非凡才能。
　　过去有些人批评任的画少书卷气，少文化修养，不会拈句作诗写好款题，显露出鄙夷的目光，想贬低他的绘画成就。这是一种错误的偏见，一个人的成就，历史会给他作出公允的评价，不是任何偏见可以抹煞的。
　　惜乎任伯年只活到56岁，这是旧社会给他造成的不幸。但对待创作勤奋严肃的任伯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丰富多彩的佳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邵洛平：《任伯年书画会》
　　对任伯年的绘画，在近几十年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一种是推崇备至；另一种则认为一无可取，要不得。我以为任伯年在近百年来我国绘画史上是一个重点人物，如果我们对任伯年的作品不加以研究和分析，盲目地赞扬或一味否定，这对于我们接受前人的遗产也是不利的。
　　任伯年的绘画自有他的优良部分，可是他包含着不少的缺点和不良习气。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完全完美无瑕 ——求诸古今画家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研究一个画家应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地点、条件和当时的画风，结合着作品来进行分析。
　　我认为任伯年是一个具有智慧和艺术天才的人，他从私下模仿任渭长的作品，到任渭长介绍他上苏州跟任阜长学习，直至独立作画，自成风格，时间并不是很长的。这也就可以看出他在绘画上的才气。
　　但他对于接受我国绘画中的优良传统还嫌不够，因而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出他的才能、丰富他的技巧、创立更高的风格。这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接受遗产，而是他受了时代的条件的限制，使他没有机会能够多接触到优良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我国的许多名贵绘画，在乾隆时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乾隆内府，留散在民间的为数很少，而且还散在各方，这对于一个想学习遗产的人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时晚清近百年间各种画派的流派，一天一天地趋向公式化，因袭、描仿、相沿成风，许多画家软弱无力，缺乏生气。富有创造能力的任伯年，他目观现状，当然不甘心为流风所困，终于突破了以往的成规，创造出他自己的风格。
　　——董寿平：原文载于《美术》1957年第5期
　　以上各家评论都选自《任伯年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
　　我，一个83岁的老人，率子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寻根问源，感慨万分。我有生之年，看到祖籍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深感由衷的高兴。先祖任伯年有一男一女。任堇叔是我的父亲。我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任昌璧早逝，小妹妹任昌珥居住香港。我有二子一女，长子任嘉元，次子任克陆，都住在上海，女儿任隽，在美国定居。1936年，我进天津南开大学肄业，抗战以后，转学武昌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就读，1942年毕业，先后进中国航空公司和民航空运公司任职。解放后，在甘肃兰州工作，后转上海市光明中学教外语直至退休。我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2000年11月26日，任伯年的孙子任昌垓在“四任研讨会”上的讲话
　　任伯年名颐，浙江萧山人，后辄署名山阴任伯年，实其祖籍也。其父能画像，从山阴迁萧山，业米商。伯年生于洪杨革命以前(1839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迨父卒(伯年约十五六岁)，即转徙上海。是时任渭长有大名于南中，伯年以谋食之故，自画折扇多面，伪书渭长款，置于街头地上售之，而自守于旁。渭长适偶行遇之，细审冒己名之画实佳，心窃异之，猝然问曰：“此扇是谁所画？”伯年答曰：“任渭长所画。”又问曰：“任渭长是汝何人？”答曰：“是我爷叔。”又追问曰：“你认识他否？”伯年心知不妙，忸怩答曰：“你要买就买去，不要买即算了，何必寻根究底！”渭长夷然曰：“我要问此扇究竟是谁画。”伯年曰：“两角钱哪里买得到真的任渭长画扇。”渭长乃曰：“你究竟认识任渭长否？”伯年愕然无语。渭长乃曰：“我就是任渭长。”伯年羞愧无地自容，默然良久不做一声。渭长曰：“不要紧，但我必欲知这些究谁所画。”伯年局促答曰：“是我自己画的，聊资糊口而已。”渭长因问：“童何姓？”答曰：“姓任。习问当年父亲常谈渭长之画，且是伯叔辈，及来沪，又知先生大名，故画扇伪托先生之名，赚钱度日。”渭长问：“汝父何在？”答曰：“已故。”问：“汝真喜欢作画否？”伯年首肯。渭长曰：“让汝随我们学画如何？”伯年大喜，谓穷奈何！渭长乃令其赴苏州，从其弟阜长居，且遂习画。故伯年因得致务陈老莲遗法，实宋以后中国画正宗，得浙派传统，精心观察造物，终得青出于蓝。此节乃二十年前王一亭翁为余言者。一亭翁自言：早岁习商，居近一裱画肆，因得常见伯年画而爱之，辄仿其作；一日为伯年所见而喜，蒙其奖誉，遂自述私淑之诚，伯年纳为弟子焉。
　　任氏画皆宗老莲，独渭长之子立凡学文人画，不肖其父、其叔，浮滑庸俗，其于伯年造诣，不啻天渊。伯年学成，仍之沪，名初不著，有人劝其纳赀拜当时负声望之老画家张子祥熊。张故写花鸟，以人品高洁，为人所重，见伯年画大奇之，乃广为迁誉。不久，伯年名大噪。
　　伯年嗜吸鸦片，瘾来时无精打采，若过足瘾，则如生龙活虎，一跃而起，顷刻成画七八纸，元气淋漓。此则其同时黄震之先生为余言者。
　　伯年之同辈为胡公寿、钱慧安、朱梦庐、舒萍桥，其中胡公寿为文人，朱、舒皆擅花鸟，但均非伯年敌手。
　　伯年之学生有徐小仓、沙山春、马镜江。小仓、山春皆早世，镜江亦不寿，有诗中画行世，倘天假彼等以后，可能均有成就。后有倪墨耕，民国初年，尚在沪鬻画，不过油腔滑调而已。伯年卒于光绪乙未(1894)①（① 光绪乙未(1895年)悲鸿先生误为1894年。）。伯年有一子一女，女名雨华，学父画，甚人得，适湖州吴少卿为继室，吾友吴仲熊君之祖也。吴少卿毕生推崇伯年，故继往后婿于伯年，雨华无所出。伯年逝世(1894)时，其子堇叔年才十五，故遗作皆归雨华，雨华卒于民国九年(1928)②（② 民国九年(1920年)悲鸿先生误为1928 年。）。 余居上海，与吴仲熊君友善，过从颇密。仲熊知吾嗜伯年画，尽出其伯年父女遗迹之未付装裱者，悉举以赠，可数十纸。后吾更陆续搜集，凡得数十幅，精品以小件如扇面、册页之属为多，其中尤以黄君曼士所赠十二页为极致。今陈之初先生独具真赏，力致伯年精品如许，且为刊印，发扬国光，吾故倾吾积蕴，广为搜集，附之，并博采史材，为之评传。
　　……
　　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功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比之行步，惯经登山，则走平地时便觉分外优游，行所无事。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其外如青藤、白阳、八大、石涛，俱在兰草木石之际，逞其逸致之妙，而物之形象，固不以人之贵贱看，一遇人物、动物，便不能中绳墨，得自然法，而等差易其位也。当年评剧家之推重谭鑫培之博精，并综合群艺，谓之文武混乱一脚踢。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藉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但此非从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
　　1928夏，吾与仲熊同访堇叔先生。堇叔工韵文，而书学钟太傅，亦是人物，曾无伯年遗作。但见伯年用吾乡宜兴陶土塑制其父一小全身像，佝偻垂小辫，状至入神。蒙堇叔赠伯年当年摄影一纸，即吾本之作画者也。堇叔于十年前病故，民国三十年左右，其后嗣尚作与吾论证其先人之文，可见其后至今尚昌大也。
　　……
　　忆吾于1926年春持伯年画在巴黎示吾师达仰先生，蒙彼作如下之题字：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吗？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一九二六年(法文译文)
　　达仰为近代法国大画家之一，持论最严，其推许如是，正可依为论据也。
　　——徐悲鸿：《任伯年评传》，载陈宗瑞编《任伯年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