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创作的时间支配上，孙其峰曾说：“我是画画排在第一，写字排在第二，刻印是排在第三的。”同时他的书名也常被画名所掩。即便如此，孙其峰在书法、篆刻上依然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
　　从生平传略可知，孙其峰幼时便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酷爱书法。上小学时从临习颜真卿、赵子昂入手，又兼临何绍基体的行草书，中学时，为乡人写楹联，已小有书名。在北京当学徒时，工作之余，观摩牌匾，练字是他的日课。并开始关注汉代隶书，临习《史晨碑》。考入北平艺专国画科以后，又受教于寿石工、罗复戡、金禹民等书法、篆刻大家。在学习汉隶的同时，又着力于行草，开始临写东晋书家王羲之、王献之流传的法帖和唐代书家孙过庭的《书谱》。参加工作以后，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他利用一切空暇练字，可谓笔不离手。除行草、汉隶，又旁及篆书、魏碑。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挥写中，师古而不泥古，更注重姿致的推敲与笔力骨气的锤炼，终成大器。
　　孙其峰的书法作品以隶书和草书的造诣最高也最具特色。
　　隶书，又称“佐书”，是始于秦代，通用于汉魏的一种书体。据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吏）佐书，曰隶字。”隶书在秦代和汉代的使用中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笔势、结构完全不同于篆书，形体扁平方折，便于书写的书体。从汉末，经魏晋的完善，楷书成为普遍通用的字体后，隶书逐渐退出实用领域，书家也很少涉及。至清代乾嘉年间，随着金石学的兴起，文人、书法家们的目光又重新投向了汉代碑刻上的隶书。汉隶结体的古朴多样、笔势的生动遒劲，使看贯了法帖的书家耳目一新，遂掀起了写汉隶的风潮，出现了许多以隶书名世的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等书法大家。但在他们之后写隶书的，一如启功先生所言：“不难在精工，而难在脱俗。”言外之意是，他们功夫很好，但有些做作而显得俗气。
　　孙其峰从40年代起便开始临习《史晨》、《张迁》、《曹全》、《华山》等著名汉代碑刻，于结构和笔画上，下过大功夫。后来经过不间断的锤炼，可谓达到了“精工”的程度。80年代以后，他的隶书便脱俗自立，十分注重横向的展势，加重加宽左边的“撇”笔和右边的“捺”笔，使之像鸟翼一样向左右伸展，颇有飞动之势。笔法朴厚、劲健，典雅而饶画意。嗣后孙其峰又对汉代简牍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初，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出土了大量汉简。简牍上的文字乃汉代人的墨迹。它们的书写者大多数是下层士吏或民间书手，故风格多样，大有天然、纯朴之古趣。孙其峰更偏爱居延、武威、甘谷等地出土的汉简，曾对它们进行过非常理智的摹写和研究。他说：“简书非书法家所为，良莠不齐，学时不可不分精芜，须挑肥拣瘦，去粗取精。”“挑肥拣瘦”是孙其峰继承和借鉴传统的一贯作法。对简书“挑肥拣瘦”的结果是将其横扁结体和纯任自然的神髓与碑刻的古拙敦厚融于一炉，创造了姿致洒脱、风骨遒劲的新风格。
　　孙其峰的草书与大部分书法家一样脱胎于“二王”和孙过庭，不同的是，在实践过程中他始终没有“忘我”。他说：“或有作书者，融汇众妙，有二王，有孙过庭，乃至欧、柳、颜、赵、苏、黄、米、蔡，但就是没有自己，在这里不能‘忘我’，要‘有我’。”众所周知，有“书圣”之誉的王羲之，博采众长，精研体势，增损古法，一汉、魏朴质书风，开创遒媚劲健、妍美流丽之书体，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历代行草书家几乎都是从“二王”入手。唐代书家孙过庭也师法“二王”，然体势开张，千变万化，用笔更加隽拔刚健。孙其峰亦从“二王”、孙过庭入手，于此心追手摹，下过十几年的苦功夫。但他的聪明之处是，在学习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始终没有忘记创造自己的风貌。笔者以为，孙其峰的草书虽率意如雨骤风旋，终不失前人法度，笔势奔突跌宕，豪放恣肆，决不流于丑怪诡谲。他以书之笔入画，又以画之笔入书，更讲究单字结体的姿致和整体铺陈的气脉。其笔法欹正纵横，颇富曲折顿挫之趣；行笔苍劲淳古，兼具篆籀沉雄之致。
孙其峰的篆书作品虽然不如隶书、草书作品那么多，但他对篆书却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审美取向。他曾说：“从甲骨、金文到秦小篆，再到李阳冰，是从不规矩到规矩，到了清朝邓石如、赵之谦、何绍基和近代的金息侯等，则又从规矩到‘不规矩’，看来‘物极必反’是有一定之理的。”
　　篆书泛指汉代隶书以前使用的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小篆等字体。汉代使用隶书以后，篆书逐渐退出了实用领域，但它雄浑肃穆的气象、古拙朴茂的结体、圆匀遒劲的笔画，为历代书画家所青睐，出现了许多以篆书名世的大家。明清时期写篆书者多崇尚小篆的匀圆齐整——讲究规矩。但随之而来的是刻板、呆滞之弊病。清末民初的写篆书者，开始追求多样变化的“不规矩”。孙其峰向来都崇尚生动而富变化的艺术形式，所以他写篆书多吸取甲骨、金文、大篆之古拙，汉碑篆额之沉雄，从不斤斤于笔画的齐整均匀，其体势笔意以篆籀之神韵为鹄的，笔势有如行草之酣畅，洗却了刻板拘谨之俗气，形成了姿致如画、笔酣墨活、潇洒自然又不失沉雄朴厚的个性风貌。
　　如今能书、能治印的全才画家已经不多见。孙其峰70岁以后的书画作品上所盖的印章，都是他自己刻的。包括姓氏、名号，斋名、室号，画语、闲章，肖形印等。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颇具面貌。孙其峰从40年代学篆刻，他曾回忆说：“我开始治印是跟寿石工和金禹民学习的。开始老师让你写自己的名字，他给你改，印章刻出来以后，再给你改两刀子。我临的印有限，主要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多为‘笔临’，‘刀临’的很少。”以后数十年不辍。期间虽有间断，时间分配上也不及书画，但一如他自己所言：“动刀不多，用脑不少。”因为在他看来，印与画的道理是相通的。他曾说：“我经常探求些不规则又富有变化的周秦风格的章法，从中体会贯通花鸟画的构图原理。在我眼目中，画与印，微观上有明显区别，在宏观上它们又是相通一致的。”又说：“我喜欢把一方印文，写好多遍，来寻找最佳的章法，同时也在寻找自己。”正是这种理念，使孙其峰的篆刻不囿于以精丽秀美为尚的寿石工和融浙、皖于一炉的金禹民，而远绍战国古、秦汉印章和汉简、魏碑字体，揣摩其结构与神气，师其意而不师其迹，力求融入自己的创造性。因之，孙其峰的篆刻艺术其章法宛如作画，多佳思巧构；其字体笔画皆有来历，极富朴茂、奇丽之态，古雅坚实之风致。其刀法朴厚而精纯，饶笔墨趣，运刀如运笔，并无定法，无法而法，法外有法，切、披、凿、砸、推、刮、击、敲等，运用自如，使其转折顿挫之势颇得自然生动之妙趣，从而形成了古茂、挺健、苍厚、拙朴的风格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