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采访的四位年轻艺术家都在过去两年内获得了“罗中立奖学金”。他们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获奖时间都在刚刚离开学校，初初进入社会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获得“罗中立奖学金”已经是一个需要用过去式描述的事件，得奖的经历肯定了学生时代的艺术成果，但初涉人生与社会的遭遇可能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和艺术追求已经慢慢距离获奖时的激动与欣喜。但 “罗中立奖学金”却始终不曾也不会离开他们。他们正遭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如何进行艰难的艺术探索，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艺术之路，这都是仇浩然与“罗中立奖学金”委员会所关注，并将持续关注的问题。在这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发展不太明朗(或大众媒体所谓的“艺术市场崩盘”)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可更努力的为青年艺术家们提供更宏观、更多元化的学术视野与展览机会，打造更国际化、更开阔的交流平台。仇浩然与“罗中立奖学金”委员会鼓励大家认真踏实的在艺术界的学术平台上生根，希望可共同努力让年轻艺术家们更感受到学校、社会、国家以及艺术界对他们的关怀，让中国艺术的未来获得更真诚与正面的全面支持。

　　关于史怡然的访谈

　　访谈者：史怡然(2006罗中立奖学金获得者，现为独立艺术家，居住于杭州)

　　访谈人：张娜

　　张娜：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是你建构作品寓意的典型方式。那么你作品中的人物是你的自画像吗?

　　史怡然：大的特征应该是，但并非刻意，充其量是潜意识画着顺手而已。在我的作品里，我只是借我的面孔去读取一代人的面孔。

　　张娜：在看你的作品时，我发现你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一种是倾向于严格的写生的方式，其中透视等都是复合逻辑的;另外一种是梦幻的超现实式的组合方式，比如将人物表现在漂浮于空中的状态。你是怎样看待你这两种处理方式的呢?你认为它们和你对主题的表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史怡然：我确实无法执著于某种既定的统一性。可能对于市场来说，这样是挺危险的。在本科毕业创作时，我的这两条路基本上就初见端倪了。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下去，所以就顺其自然做下来了。一半是单人与建筑物的组合，一半是纪实性的生活镜头。其实就是生活的“内”、“外”两个向度。因为我认为，人除了扮演社会动物之外，还要时时面对自己以及社交娱乐的喧嚣繁荣。与内心自省的闭塞孤独相比，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两种状态总是交替出现的。比如，当身处盛大的喜筵或热闹的派对时，我们反而被一种更加强烈的孤独感所包围。而在后来的作品中，我开始强化了这一内一外的两种冲突，内的一面就自然而然的走到超现实的方向去了，在我看来这算是形而上的纪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现实生活比艺术本身还要夸张。而我的超现实不是超验的，主题是一致的，都是在反映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所以有读者反馈说，这两套题材和表现手法貌似不同的画，但可能背后都有一个影子在的，这个影子就是我的个人体验。

　　张娜：我在你的画面中看到了90年代新生代艺术的影子，比如刘小东快照式的写实主义，只不过，你的作品不是快照性的。那么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和九十年代初学院写实主义的关系的呢?

　　史怡然：应该说我从中吸取了很多养分。主要是技法上的，比如人与环境关系的处理等。可能与我从小受的严格学院训练有关，特别自然的承袭了那一套。而且根本上我是基于个人体验，毕竟时代不同，成长经历迥异，所以我从不担心学习、借鉴会失掉自己的面貌。就像文德斯因狂热迷恋美国电影而踏上导演之路，可是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他说：“虽然我喜欢美国电影的铺陈方式，我却无法如法炮制，因为我心中有不同的文法。这就是冲突，在每一格影片中……”我觉得这也是现实主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张娜：在你的《伤城》系列作品中，你用了很多表现性的笔法，特别是对主题人物的描绘，这种表现手法构造出的人物和背景的都市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关系，在你创作的时候，你是如何设定这种关系的?

　　史怡然：这种关系就是“人的存在”——在这个时代，人以何种方式是其所是?但绘画需要还原到视觉，所以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将这一哲学命题外化为人与城市，而城市这一抽象概念也被物化为建筑。其实在创作这个系列作品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这么多。我只是很直观地表现我的个人感受。因为我的思维总是演绎式的，对抽象归纳的东西就比较头痛，也可能因为我是女生的缘故吧。

　　张娜：都市场景是贯穿你作品的主要元素之一，在这样的都市环境中，你如何理解人与都市之间关系?

　　史怡然：我认为都市的扩张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人内心的完整。伤害与否不谈，但至少是迷失了。都市对人不是禁锢、约束就是漠视和放纵。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是不平衡的，所以才会导致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和心理疾病。很多时候，人都是被动的承受者，而这一切又都是人类亲手缔造的。所以，我很害怕人类在这样的外力威胁和自我纠结中逐渐遗失原初的梦想和自由，也就是所谓的“灵魂的退化”。这太可怕了。所以我所要表达的就是现代社会、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灵魂的挤迫，以及人究竟需要发泄还是自省?

　　张娜：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个人图式，找到之后就一直画，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符号，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史怡然：每人有每人的方式，只要是发乎本心，这是艺术家私人的事情。我认为现在这种潮流也是正常的，每个时代都有当时的潮流。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与潮流保持一点距离。根本上还是顺其自然最好。有的人适合一直画同一个图式，比如莫兰迪，有的人就适合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本身也是一种风格，比如毕加索。符号与图示都是表象而已，重要的是艺术家内里的一股气息，要我说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安身立命的标准。就像Bob Dylan，唱战争也好，唱情歌也好，深入骨髓的民谣精神才是他最深刻的标志。

　　张娜：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处于对出场机会的渴望，在追逐市场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放弃了独立思考和前卫意识。他们甚至对市场的敏感要远远高于对艺术的敏感。同样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你认为资本的介入对于当代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史怡然：当然，资本的介入加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商品化进程。然而，消极影响也是存在的。商品化同时也成为一种评价艺术品的尺度。当然不是说越不卖的作品就越学术，但是太好卖的作品，其作品存在的纯粹性，却难免受到资本的冲击。资本大量追逐的作品也许只是平庸之作，资本远离无人问津的作品也许会是宝藏。这种脱节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海德格尔认为真理隐蔽的植入作品是艺术的属性。也许是这种隐蔽性造就了艺术的超前性。而消耗性是商品的基本属性，艺术作品是逆消耗性的。从这一点来说，资本客观上过滤掉了很多偏离艺术本质的“艺术品”，也使一些真正伟大的艺术品孤独的浮出水面。

　　张娜：在获得了罗中立奖学金之后，你可能也得到了一些市场机会。你是如何处理市场与艺术的关系的呢?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的诱惑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个体意识呢?

　　史怡然：最理想的处理方式当然是兼顾，但冲突一定在所难免。冲突面前还是顾不上考虑市场。因为我认为艺术是第一性的。关于如何坚守的问题，其实是每个艺术家都要面对的。每个艺术家的生存状况不同，生存是第一位的啊。这也是艺术职业化的必然结果。只有艺术不再与生计挂钩，才可能彻底杜绝功利主义。但

　　是，毕竟我们当初是因为热爱才选择了这条道路，所以说这种诱惑与执守，可能恰恰是一种考验，一个去芜存菁的磨练吧。

　　张娜：可以谈谈你下一步的计划吗，主要关注些什么呢?你的思路和视角会继续延续你原来的表现方式还是要进行一个转换呢?

　　史怡然：我还是在做现在的两个系列，关注身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可能切入的点很小，但我不怕片面，逐渐做下去才发现，作品不是靠广度而是靠深度来打动人的。但这个深度还是受我个人的积淀所制约。目前的创作状态还处在深入阶段，还在乐此不疲的钻隧道，尚未看到岔路口呢。所以我不太为延续和转换费神，只是一直跟着个体体验和人生积淀顺其自然的走下去，因为画画正是以这种方式吸引着我。

　　关于朱海的访谈

　　访谈者：朱海(2006罗中立奖学金获得者, 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独立艺术家，居住于重庆)

　　访谈人：张娜

　　张娜：在你的作品中，我发现其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工业文明的元素。你是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你对工业文明的某种态度吗?如果是这种态度，那么你具体所指的是什么?

　　朱海：我是在中国开革开放之后出生的,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成长的.其中也包括工业文明的发展。比如说，在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汽车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梦想。而现在，各式各样的汽车已经满大街跑了。汽车进入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业文明里边。当我们在享受着这些工业文明的同时,工业文明也在不断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张娜：你把动物的眼睛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联系的呢?

　　朱海：我把“眼睛”和工业的东西(比如像化学试管)放在一起,是想说明在创造工业的同时,生命也是工业文明的实验品。

　　张娜：从2003年“转向展”到现在，动物的眼睛一直是贯穿你作品始终的一个要素，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了动物眼睛作为你的表达方式，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启发吗?

　　朱海：我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选择了眼睛作为我的表达方式。

　　张娜：我注意到你作品中有一种很微妙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眼睛”在看画面世界的同时也在看着画面的观众，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认为你作品中的“眼睛”是你的视觉的载体还是他人视觉的载体，还是其他的呢?

　　朱海：我想我作品中的眼睛是一个独立的视角,是我臆造的一个独立的视觉的载体。 观众在看画面的同时,眼睛也在看着观众。

　　张娜：响叮当先生谈到你的作品时说，你的作品“表现了后人类变异的特征”，而鲍栋在反驳他时，说你绘画是一种“风格化的超现实主义”。在他们两人对你的评价中，你更认同哪一个人的观点呢?

　　朱海：对于我的作品具体是怎样的一个“风格”,我说不好,也说不太清楚。所以对你说的两位先生对我作品的评价，我自己也不好做判断。

　　张娜：谈论你的作品，必定脱离不了黄桷坪这个大的艺术环境。那么你认为黄桷坪这里的艺术生态对你的艺术创作有着什么样影响呢?

　　朱海：我个人眼中的“黄桷坪”更多的是一个生活化的名词，我选择在这里读书，生活和工作。黄桷坪的生活是很“草根”的，有点“廉价的幸福感”的意思，这里的人际也比较“简单”，所以对我而言，在这里做东西也比较轻松。但总的来说，艺术创作是和自己有更大的关系，在哪儿，是怎样的艺术生态，这些都取决于自己真实的选择。

　　张娜：现在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个人图式，找到之后就一直画，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符号，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朱海：对，这的确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我觉得所谓的“个人图式”应该是艺术家一段时间实验的结果吧，它具有阶段性。至于“一直画”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他(她)自己觉得一直这样画没什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张娜：中国当代现在艺术品市场的火爆，使很多艺术家开始敏感于市场的关注，而放弃了深度思考，转向一种表层化、肤浅化的创作。所以说，资本的大量介入让本具有新历史主义前提下的流通概念似乎又回到了经济层面。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你认为资本的介入对于当代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你觉得两者之间存在怎样一种关系呢?

　　朱海：首先，我个人并不认为艺术家会随着艺术品市场的火爆，放弃了深度思考，而转向一种表层化、肤浅化的创作。如同我在前边问题的回答里边提到的汽车的例子。以汽车为例,随着市场不断的发展，汽车不会越造越烂吧。对于资本大量介入中国当代艺术这个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存在值得资本介入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又多了一个投资项目。在次贷危机横行、股市暴跌的情形下,好像做这艺术品这个玩意儿还挺赚钱的。第三个我要说的就是，我个人认为良性的资金介入,会很好的推动艺术家的创作。在此之下，创意的实现也就有了必要的经济支撑。

　　张娜：在获得了罗中立奖学金之后，你可能也得到了一些市场机会。你是如何处理市场与艺术的关系的呢?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的诱惑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个体意识呢?

　　朱海：关于艺术品市场和艺术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被说滥了。那么我就说我的两个体会吧。和前边一个问题的回答一样,第一，作品要是“好东西”才会有价值,才会有商业价值,才会进入艺术市场;第二，良性的市场表现会促进艺术创作。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我觉得“功利”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一味地专注于市场或者是刻意去迎合市场的口味而做艺术,那么这就是个问题了。就像“麦当劳”一样,“麦当劳”那玩意儿是不错,老少皆宜。但是你绝对不会认为它是牛X的美食。所以说，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不断的刷新,不断的创造力的涌现.

　　张娜：可以谈谈你下一步的计划吗，主要关注些什么呢?打算继续延续你自己原来的这种表现形式吗?

　　朱海：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尝试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把“看”和“被看”的游戏继续玩下去。至于延续的问题,将来就会知道的.

　　关于岳扬的访谈

　　访谈者：岳扬(2006罗中立奖学金入围奖获得者，现为独立艺术家，居住于北京)

　　访谈人：刘玉萍

　　刘玉萍：你之前的作品中有很多色彩，但是你现在的作品都呈现的是单一的色调，你创作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岳扬：转变是很自然的，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形式以及色彩和生活相关，那个时间段是那样所以作品中就自然体现出来了。也许以后的作品又有色彩了，因为关注的东西或者对生活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每位艺术家都有不同的阶段，作品都会体现出变化，关键是自己的真诚。

　　刘玉萍：你绘画中没有固定的符号，是吧? 那你觉得你的绘画会不会不容易被辨认呢?怕不怕自己的画因为没有标志性，而影响市场销路?

　　岳扬：我不认为绘画中一定要有固定符号，有时会觉得那是一种不真实的甚至已经过时的作法。而且，任何的符号都会对作品有所限制。当然现在市场因素很大，不能忽视市场对艺术家的影响，有太多艺术家要刻意的拥有自己的符号，希望借此被大家记住，同时也希望借此有更好的销路，这也无可厚非.

　　刘玉萍：你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哪儿?

　　岳扬：来源于生活感受，相信每位艺术家都一样

　　刘玉萍：你现在在北京，那里整体的艺术环境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大的影响?

　　岳扬：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要有取舍，该留的留下。北京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让人欣喜，带给我更多。

　　刘玉萍：你的绘画好像比较多变，你表现的主要宗旨是什么?

　　岳扬：其实并没有多变，也许从表面看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围绕的始终是同一主题，那就是人与人，人与人群，人与环境。我们最熟悉的往往是我们最忽略的，也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潜意识层面的影响。我以后也会一直关注这些，因为这有关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内容。在形式上，现在的社会相对以前更快，人往往被生活拆散，人被片断化了，所以，我也选择片断的形式去表现，也许这样会更贴切些。

　　刘玉萍：你是怎样想到去申请罗中立奖学金的?

　　岳扬：在学校的时候，系里收到了罗中立奖学金的报名表，当时就非常想申请，首先是因为罗中立老师，也因为我的老师以前曾经获得过罗中立奖学金，很早就对我们有影响和介绍，也使这件事有了悠久和传承的意味，所以我也想试试，觉得肯定是很不错的平台。

　　刘玉萍：获得罗中立奖学金对你今后的创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岳扬：肯定是有影响和帮助的。首先，这是一种认可和鼓励。画画是需要坚持的，曾经在很多时候，对自己产生过怀疑，孤独和脆弱也会冒出头来，这种时候得到肯定可以使我更加坚定。另外，我感觉罗中立奖学金整体活动的组织非常好，活动的筹备，进行都非常周全，例如以后还会关注这些获奖者的发展以及现在找到我做相关的采访等等，都体现出非常认真地做事情的态度，这些都依然会影响到我，依然是我受到鼓励

　　关于刘任的访谈

　　访谈者：刘任(2007罗中立奖学金获得者， 现为独立艺术家，居住于上海)

　　访谈人：刘玉萍

　　刘玉萍：作为一名版画系的学生,你的毕业创作为什么与版画没有任何关系?

　　刘任：我认为我的作品只是在表面上与传统版画没有关系，其实从作品英语单词的抄写轨迹，复数性的运用，以及对材质的把握来说都是运用到版画的思维方式的，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我的目的是运用艺术的表达手段来实现我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感受，而关于到运用哪种手段我认为不一定是传统的版画，在这方面因该更自由一点。

　　刘玉萍：你的创作什么时候开始脱离版画创作限制的?

　　刘任：从大学2年级基本就比较自由了。

　　刘玉萍：你的得奖作品是怎样想到用蛋壳这种材料来做的?

　　刘任：因为我对英语考试有着很特殊的感情，我的作品也是以此为切入点的，在我读英语的过程中充满着痛苦与希望，而这种矛盾性让我在蛋壳的材质上看到了相互呼应的可能，一方面蛋壳很脆很容易碎，这种时刻在崩溃边缘的状态与我学习英语的过程感受很符合，另一方面它来自于鸡蛋，一个很有营养的物质，当那些有营养的蛋白质在被人体吸收后真正达到了一个从表面上的物质到被吸收后非肉眼能看见的物尽其用的过程，而最后不能被人体吸收的蛋壳，它却始终达不到这样一个物化的质变，而这点，对于我所要表达的关于个体经验在社会国际化过程中的思考是一种很好的象征。

　　刘玉萍：你对黄永砯的作品《<中国绘画史> 和〈现代绘画间史> 在洗衣机里洗两分钟〉》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从他那里得到启发?

　　刘任：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智慧的作品，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其实他的作品是我在开始思考并创作英语鸡蛋壳作品之后才看到的，但我认为有意思的作品往往是触及到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被很适合的表达手段所传递了出来。

　　刘玉萍：你用四六级来做， 是不是要表达对艺术学院的学生不应该用英语来约束他们?是对四六级体制的批判吗?

　　刘任：我的作品只是客观的表达我，以及和我相同经历背景的人们在如今快速国际化进程中的状态，至于因不因该用英语来约束艺术学院的学生以及对四六级体制的批判，我觉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刘玉萍：你作为职业艺术家，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职业， 一种谋生的手段?艺术在你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占怎样的地位?

　　刘任：我觉得作为职业艺术家，出发点绝对应该建立在对艺术的激情与热爱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也很自然的会成为一种谋生的方式，艺术在我的生活中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直要做的事。

　　刘玉萍：以后你会沿着你毕业创作的这条路走，还是继续走版画的道路?

　　刘任：我觉得我的毕业创作就是我大学期间思考的一个点，今后自然会沿着这个点继续走下去。

　　刘玉萍：你觉得现在的版画市场怎样?

　　刘任：我对版画市场不太了解。

　　刘玉萍：你是怎样想到去申请罗中立奖学金的?

　　刘任：是学校推荐的。

　　刘玉萍：获得罗中立奖学金对你今后的创作是不是有很大影响?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刘任：我觉得我得罗中立奖学金对我今后的创作的影响不大，很自然，最大的帮助可能还是来自于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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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人张娜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2008级研究生; 刘玉萍为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2007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