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在北京的印坛，不是很火爆的那种。他出道很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篆刻征稿评比时，他就已登台亮相。以后近二十年间，他一直是北京印坛的实力人物。他不见得是北京最显赫的印人，然而，要是详说当今北京的印人群，刘恒恐怕是无法一笔带过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刘恒的创作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刘恒是学历史的，他本人有他当行的历史研究，书法、篆刻只是他艺术学术的一个部分，因为有这样的底色，他和一般纯粹的印人不太相同。在这种意义上，刘恒的创作、作品有它值得玩味的地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先进的印人扛着创新大旗走过了若干年后，开始思索篆刻创作的实质性问题，我们发现有以“创作性”为印坛看好的印人相继以历史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几乎不同程度上经过了重新装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据我观察，刘恒早年的作品，章法很经意，在谋篇布白上走过寻求大白大朱效果的一段，制作上好像带着浙派的情调，用力既细密又多变化。从他的印面揣测，他早些年的创作对构成印章的各个方面都比较注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刘恒的篆刻起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把原先表现刀感的线条转向对线条“写”意的表达，印面较以前放松，不过，刘恒印章原本字法结构很扎实的特点，仍被保留着。
　　刘恒调整后的印风，还表现在他把技法中的刻意成分转化得更为自然妥贴，与此相关的字法、刀法也趋于平淡、平实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刘恒的创作缺乏才情和智慧。平实可以认为是一种从容的态势，这是一种修养上的进境。它预示着刘恒的篆刻将从对外形的追求中摆脱出来。
　　刘恒创作中最常见、最见功力、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对印面虚实关系的控制调整。疏密的调配在已有的篆刻创作史中，大概不算是很新鲜的话题。秦汉人强调它，明清人刻印时，也看重这一关系。毫无例外，虚实关系于印，也受到刘恒充分的关注。他的字法多是方方正正的，倘拿书法的取势来譬喻，刘恒采取的属于正面取势一类。而他的线条偏于“写”意。按“写”的通常理解，就是笔意的表达，刘恒的这种倾向在其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作品有明显的表示。与正面取势法相配套，刘恒用来调整虚实关系最得力的手段是“残破”。把“残破”的手法引进印章反复使用，使之成为篆刻创作技法之一的首推缶翁，此后的来楚生是最能领悟个中神趣并融会贯通的。刘恒在选择这一技法时，我臆测他更多地吸纳了来楚生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运用技法手段求印章感觉时流露的趣味。在创作上偏于“传承性”的刘恒，对古今人所持的态度，显然不是拒绝排斥，而是有取舍地接纳内化。
　　刘恒的印章，朱白文的追求是一致的。朱文和白文都注意线条质感的体现，朱文和白文稍稍不同的是，在他的有些白文作品里，朱白的对比往往显得强烈，一方印章中留出一小块集密的红，周围或大白或以灰色带衬托，印面效果突出。他的朱文也同样。可能是朱文本身的形式决定，作者的创作意图很明显，印面的视觉效果看起来并没有白文来得夺目。在刘恒的创作系统中，与他前述一类作风相疏离的另一类，是带有探索意味的作品，笔画刻得很细，印面呈现虚静之白，这类作品集中在朱文，更见作者的悠然心态。在气局上和他那以正面取势，以拙重见胜的作品迥然异趣。我把这看成是作为印人刘恒的另一面。也许在刘恒的创作里有其他鲜为人知的面貌，但我没有看到过。
　　在北京，刘恒要算个多面手了。他身兼数任，书家印人，还从事书法史论研究。刘恒认真地做他的作品，仿佛也很看重自己名下的作品，只是他对自己书家印人的角色并不像他于创作那么在乎。刘恒的不在乎，我想是他有自己专长的书史研究为他立名吧。可能是这个由缘，我们看到他在石头上游刃的铁笔放松不张狂，厚重有情趣。
　　刘恒是受外界关注的京派印人。可是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关于刘恒篆刻的评介迄今还没有一篇，寻其根源，除了刘恒本人对名分的不甚重视，还在于如今的评论家太喜爱追逐评论对象的“可阐述性”。刘恒的创作显得冷静，不动声色，和时人关心的趣尚多少有点距离。不知这样说是不是扣合印坛的现状，但我觉得这倒是刘恒目前创作和作品的真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