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笔者认为不外乎两种：一是有意识创作，一是无意识创作。
　　有意识创作，即作者在艺术构思上以明显的主观追求为目的，或设境或立意，或以原蓝本风格为尺规，或集字等等，时时意识着自己在创作，以及为什么在创作，如何创作。因此，这种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可能具有超脱和个性鲜明的风格与境界，即使他的技能含量再高、再精湛，也属于初级创作阶段。
　　无意识创作，即作者的技能含量已经高度纯熟，学识修养相当丰富，获得了创作上的大自由，将自己与创作物件融为一体，进入无意识状态、无自我之境界，任性所之，自然流露。这是书法艺术创作的高级阶段。
　　书法艺术贵求自然，自然也即是真，庄子所谓“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古代书论中谈及“自然”的很多，其实都是在谈“真”。而能见真写真，体悟自然又自然地写出自然的艺术作品，则需精神上的大自由。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乃至《秦诏版》等等，哪一件不是在无意识中、在充分发挥自由、充分放松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又有哪一个在有意识地去“创作”？自由有外在自由和内心自由之别，以书法艺术创作来说，更重要的是“内心自由”。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束缚。”这种内心自由是一个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份厚礼，应是每位书家、艺术家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以《石鼓文》体势进行创作，从表现形式上比其他字体宽泛得多，上可通两周铭文，下可融秦汉刻石，包括晚清诸家，均可参照借鉴。至于具体如何创作，要根据作者自身的审美意识、技能含量、学识修养及精神、气质、情感等等来决定。简言之，即是以性情之所近、功力之所及者确定风格、形式。与恣肆放纵风格相近者，可融化西周铭文《散氏盘》、《盂爵铭》，以追求一种不求文质彬彬，笔致精扩疏散，结体疏密失匀，所谓“曲者不以勾，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的审美效果；近于萧散洒脱风格者，可以《秦诏版》为参照系，追求一种萧散自由，超然出尘，既不激不励，又毫无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美，似有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崇尚雄浑高古者，在以《石鼓文》为蓝本之外，还可以借鉴吴昌硕《石鼓文》的审美追求：“不在形而在神，不在态而在力，内在意态的相同相近。”
　　总之，《石鼓文》书法创作应以自己的审美观去理解，去取舍。任何一种碑帖都是既有精华也有瑕癖的，即使十分完美的碑帖，取舍之间也有舍与取法者性情、审美的差异，因为在取法中都需要有一个再组织的创作过程，即所谓“始在能取，继在能舍。能舍难，然不能力取，无由得舍”（王澍《论书剩语》）。无论是取是舍，也无论是形式还是风格，都应以自己的主导风格为基点，“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正如张道兴先生的一方闲章所云：“万涂一辙”是也。
　　篆书创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读书与识篆（识篆本文不谈）。这里读书至为关键。宋代大书家苏东坡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意思是，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最后高度，关键在多读书。学书之法，一是技巧的锤炼，靠勤奋、靠刻苦，这是字内功。二是学问，即字外功。只有字内功而无字外功，只能做“书奴”、“字匠”而已。胸中有书，下笔自然不俗。正如李瑞清所言：“学书尤贵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书贵有书卷气，什么是书卷气？应是典雅清新的书风，不读书者难得此气，也难成为真正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