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中肤浅的“提问”

　　杭春晓在《当代性：取决于“表达”》(《东方艺术》2008年9月上半月刊)一文中认为：当“提问”成为当代艺术的主要评判标准之后，很多投机性的艺术行为亦相应出现——将问题意识转化为技术手段，不是为了反思而设问，而是为了问题而设问。一时间，重复复制性的问题、简单流行的视角，以及一味偏奇而缺少深度的形式，大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制造出当代艺术极度繁荣的假象。但假象的背后，却是艺术表达上的“集体贫弱”，缺少真正具有反思价值的问题。比如因为早期“图式化”的成功表达，便大量复制类似的符号化图式，仿佛前人的成功便能够保证类似问题的当下成功，而全然不考虑真正的问题乃是从自我出发，发人所未发的问题或视角，而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只能落下“鹦鹉学舌”的笑柄，是缺乏创造性的极端表现;当然，还有一些貌似新颖、实际并未提问的艺术在一味追求表达形式的惊人、怪异中，同样流于肤浅之弊。比如只求效果震撼，甚至餐饮死婴，全然未考虑他所借用的形式可能引发的真正思考，并怎样将这种思考背后深度的精神性开发出来。只是一味追求“噱头”，表面上好像存在很深的问题，实际上却极度简单、平庸。

　　国画创作应理性对待市场

　　沈克在《谈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画创作》(《国画家》200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中国画的创作与市场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消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艺术的价值和魅力，但也许正是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我们更能感受到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价值和魅力。我们不必对随艺术商品化而至的负面影响无所适从、迷惘困惑，更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深恶痛绝。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特定时期，这一切都在所难免，向一段遥远的历史告别，必然要经受精神上的阵痛。艺术呼唤市场，不必害怕市场，只是我们面临的是市场没有经历过的，可借鉴的资源也不多，认清市场利弊，正确处理好市场规律和创作关系，是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自然，这要求我们要顺应时代，改变观念，加强理论和实践探索，健全文艺立法，把文艺的管理由“人治”发展为“法治”，发挥艺术批评的正确引导作用，大力扶持优秀健康的高雅艺术，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以此保障我国艺术市场的健康运作，使中国画之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越开越艳。

　　知识分子艺术不可缺失

　　高力山在《新的艺术形态模型的建立》(《艺术·生活》2008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知识分子艺术个人独立的生活和艺术创作方式，影响着他人开放、自由、自省的姿态和个性话语，在上世纪90年代众声喧哗的大众通俗化文化浪潮中，就是真正的前卫。90年代的新先锋，不同于80年代的精英艺术，也不同于同时共步的大众通俗艺术，知识分子艺术不排斥责任与使命，但首先立足于自身个体的安身立命，立足于建立于自我理性判断之上的个人声音的价值，并同时对周边的事物和现象，采取自由取舍的开放态度，力求在网状的文化资讯结构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以使社会精神永不枯竭。因此，今天很难想象在一个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大众通俗文化的海洋里，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艺术的存在，人的精神对自由与超越的向往如何获得满足，社会整体文化形态的丰富与多极如何获得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