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坤阳（当代艺术记者简称苏）：相比一般的美术刊物，您觉得《批评家》杂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顾丞峰：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我们《批评家》杂志的宗旨。这个宗旨跟别人不一样，就决定了它的特色，我们对刊物定性的时候，就这样考虑：“民间立场，学术深度，艺术良知”。

　　强调“民间立场”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政府背景，完全是知识分子出于对现状的不尽人意而自发为之。而“艺术良知”可以说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宣传词语上与众不同：

　　首先，它是一本能够揭示问题的读物。

　　第二，是一本磨砺思想的读物。这在当下也显得特别重要，虽然磨砺思想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陈旧的话语，但是现在特别有这样的必要。

　　第三，是一本可以点名读物。这就是针对我们以往的，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批评状态，当然这一点我们目前做的还不够。

　　第四，是一本不做广告的读物。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原则，以往各种各样的杂志，因为生存的需要就要做广告。那么我们要标榜一种纯粹性，我们就是不做广告，而且也不做软广告。

　　第五，就是一本拒绝报道的读物。以往的杂志，无论是新闻报道，艺术家介绍，都是软广告。我们主观上就把它杜绝掉了。我们不用媒体来谋利，谋利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只做一种纯投入的学术性刊物。

　　苏：您认为中国美术批评的学术建设现状令人满意吗?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美术批评的生存现状?

　　顾丞峰：对中国美术批评的当前状况，总体的印象是不够满意。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办一个专门的批评杂志了，这要说起来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美术批评对基本问题的建设远远不够,这差不多也是当代批评界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几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立了,然而到今天仍然进展不大,这也是我们每个从事此业的人的无奈。

　　另一方面，近些年市场热的冲击之下，原本根基就不是特别牢固的批评产生了分化和相对的变异，造成了比原先更为复杂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所说的内部学术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我觉得当前艺术市场对批评的影响是两方面的：

　　第一，市场火热起来给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生存基础。对批评来说，也不能说完全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批评必须要面对艺术家。而艺术家的直接生存和各种关系，跟我们国家经济力量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否认了这一点的话，可能又要回到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的状况，显然这不可能。所以说我们也不能把板子完全打到市场的头上的，这是不公平的。

　　第二，市场的火热对批评家精力的分散甚至队伍的瓦解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说到底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但市场因素的凸显促成了当代批评边缘化的加速也是不争的事实。

　　苏：中国的美术批评该如何面对艺术市场的干扰?您又是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顾丞峰：我认为“干扰”这个词不是特别准确，因为市场并没有主动来干扰批评，而是批评本身面对着市场的诱惑发生了变异。

　　现在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作为正常发展的经济社会来说，艺术品几乎不可能没有市场。在这样情况下，我觉得批评要在商业当中摆正自己的位置，或者是找准自己位置。我觉得真正的批评还是应该有自身的建设，相对来说，这种建设尽可能应该把市场因素排除。所以如果我们在正常的年代里将批评与市场混纠不清，那么批评就不可信。批评与市场，它们之间关系，我觉得就如同美术批评与美术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各走各的路。批评与市场，更应该泾渭分明。

　　苏：作为一个纯粹的非盈利杂志，您觉得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它长久地经营下去?

　　顾丞峰：作为一个非营利的杂志，使它能够长久经营下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但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不应该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中国经济上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养活一两本纯粹的杂志又算得了什么。当然只是这样考虑问题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还是要通过具体的、多样的方式来运作。特别是中国现在更多的人富起来以后，他们希望对社会回馈、回报，包括基金会、慈善基金、非政府组织，我觉得这是社会正常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办下去，那么自身的造血，自身的独立存在，应该不是办不到的事情。我觉得前提就是我们要把它办好。办好了以后，我相信中国的很多有见识的人、有能力的人是有眼光的，他们的眼光不仅是能支持某个纯粹的媒体，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回馈社会。

　　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这个事情即使我们不做，肯定会有其他人去做。作为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文化也好，这不算什么，算得了什么呢?只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好，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