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时局的变化给予文化的各个方面以深刻的影响。清末“落后就要挨打”的政治时局催化了“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同时也奠定了其后振聋发聩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轫，而“美术革命”则在这激进的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抗战与解放战争使便捷而有力的木刻版画风生水起;改革开放则意味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冰封状态开始逐渐解冻，不再视西方艺术为洪水猛兽、谈虎色变;全球化的国际状态让艺术家们更多去思考如何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型……20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的转折，并且每一次都是举国上下为之动容，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如同生物链般，环环相扣。这100年的社会变迁渗入了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

　　《20世纪中国艺术史》正是这样一本将视觉艺术变迁纳入20世纪历史框架之中的书，正如作者吕澎所说，这100年的艺术史就是一个脱离风格而在“思想”、“主义”的引导下变化与发展的历史。正因为这100年的特殊性，注重艺术史与历史情境，或者说是政治—经济情境的关系，以及整个20世纪美术史总体线索的导向与流转成为本书的重点，而那些惯常的对艺术门类风格的叙述方式则没有被其采用。在他看来，诸如艺术品的风格形式等“审美判断”应该发生在历史判断之后，而他致力于去做的，即是在本书中完成对这百年艺术史的历史判断：通过对复位20世纪的历史框架来试图解答艺术史的内在问题。也许这种梳理艺术史的方法是描述20世纪艺术状况最为贴切的方法。

　　这种清晰而略有简化之嫌的叙述风格也极为契合作者著书的初衷：为广大的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线索，而并非为专家学者搜罗尽可能多且广的学术资料，毕竟，大众作为社会存在的实在群体，最能接受的便是社会学的叙述方式，使其能有一个更为便捷有效的入口去理解艺术史，同时大众的广普性使其不会对“审美”的判断做过多的要求。因此，不能避免的是，一些离20世纪历史问题较远的、不适宜用历史情境来进行解读的艺术现象与艺术家、艺术品在此书中缺席，而那些与20世纪历史问题关系紧密的艺术家与艺术作品，在此书中得到了深刻的剖析，同时，大量的非艺术家的历史照片被采用，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营造了一个更为视觉化的历史情境。

　　不过，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认为，艺术史便是社会历史的另一副面孔，虽然我们明白作者在开篇的卷首语中强调的：美术史与历史一样，是有问题的烟云。尽管它们同理且互通，但还是存在本质差别的，否则，分析历史情境的写作方法固然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门类史，而本书最大的空缺即是，将20世纪美术史这一“有问题的烟云”仅仅局限在了历史情境的问题之中，而没有对艺术自身的问题做更多的考虑。

　　但是我们当然也不会要求一本面面俱到的艺术史，因为“一切历史均是当代史”。以怎样的态度去取舍史料，去解读史实，其实已经成为历史写作的关键，何况《20世纪中国艺术史》确实找到了其最为适宜的社会学背景的分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