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在书法史中声名显赫，贵为一代宗师。而早年他和董其昌一样，都有因字不过关而影响仕途、从此发愤学书的经历。文氏书法初师李应祯，同时广泛学习历代名迹，五体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王世贞曾评其“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楷有小法，可宝也”。文徵明对官场和科举失望之后，就将所有的精力转移到书画艺术方面。失意后的古代知识分子差不多走的都是这样的人生道路。毅力和天赋过人者，自然功成名就。文是“吴门四才子”中最长寿的一位，年近九十岁时，仍孜孜不倦，为他人书写墓志铭，未待写毕“便置笔端坐而逝”。

　　南京博物院所藏文徵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图为作品局部)为行书纸本，纵27.5厘米，横107.8厘米。此卷书法作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文时年71岁，早已进入创作的成熟期。此作不像其早期作品那般生硬尖利，消除了年轻时剑拔弩张的躁气和张扬之态。作品虽无雄浑之气势，但秉承了晋唐风致，不时流露出文氏书法所独有的平和简淡、温文尔雅的气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的广泛传播见证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在历来的书法创作中，书写次数最多的应该是《千字文》、《心经》和《兰亭序》三种，各种书体都有。笔者收集到的书法家、名人用不同书体书写的《心经》就已有几十种。上至九五至尊的皇帝，下至一般士人，都爱写《心经》，且当今的新版本还不断出现。《千字文》、《心经》和《兰亭序》三者之中，又以《心经》更特殊：它还可以成篇成套地入印，各组字数不同，有时又有叠字，是“考核”篆刻创作能力的一种重要资源。其中有许多词组或语句，如“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受想行识”、“乃至无老死”等都已被视为妙词佳句;但真正有多少人可解其中真意，或有真切体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按照书写内容对形式的要求，笔者以为，《心经》用正书创作更理想，行书在视觉效果上没有优势，而草书则与经文的意境不合。

　　人在晚年抄写《心经》，与年轻时候的想法会有差异。因为高寿的原因，书法史中很少有书家可以像文氏那样，到了古稀之年还可写一篇《心经》，表现一种如水的心境。此时的文徵明，也许对“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的诗句会有另一种解悟吧。笔者个人的想法是：单纯以《心经》作为载体的创作，属于“无内容”的形式，因为人和“经”是分离的。唯独像文徵明、弘一法师这些人的书写，才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他们将人生和信仰都贯注其中，使得自己的精神也随之升华。

　　很奇怪的是，综观当代书坛，几乎没有人再把赵孟頫和文徵明奉为上宾，有的只是批评。董其昌也是很少人在学，其名字多半只在研究论文中出现。但他们三人毕竟是一个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被“冷落”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书法“没有强烈的个性”。若是对董、赵、文之辈有深入的思考，便会发觉此等看法之偏激。他们与前后时代的书人相比，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显现出来，只是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强烈而已。现在的书法，一味追求个性却失去了个性，因为在对个性本身的理解上就已经出现了偏差———好像不夸张就不足以产生个性。其实，讲究个性也要把握一个“度”。

　　以古为鉴，对当今书坛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汉至晋、唐至宋、清至近代这三个时段中，书法高手如林。元、明两代中，小名头儿的书家，则未必能比得上如今的一些优秀中青年书法家，因而不必对当下书法水平过于悲观。不过，中青年书法家最终要沉得住气才能成功。元、明两代的书法更侧重实用，因而便利、圆融成为时代特征，也成为时代局限。明代书法真正的高峰在晚期。此时，一批反叛型书家相继出现，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做了铺垫。从明代书法整体来看，自文徵明时代就已埋下走向高峰的伏笔。而文徵明能够在当时独当一面，亦足以证明他的艺术成就之高。

　　从《心经》的结体处理来看，无疑受王羲之《圣教序》影响很大。单就这一点，我们不难感受到，不管赵孟頫、董其昌和文徵明等人创作成就如何，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维持了书法正脉的承传。至于他们身后出现“馆阁”，只是学书者之病。我们看米芾、赵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王宠、王铎等这些学“二王”的书家的作品，其中很多字是出于《圣教序》。但把这些字靠在一起对比，则又有很大差异。归根结底，是时代变化了，工具不一样了，人也不一样了。个人风格总是以时代风格为前提的。这样来看，文徵明的书法，一是维持了正脉的传承，二是把握了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