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局部)

　　蠪(lóng)” 和“螜(hú)”是源自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两种不同的怪诞的虫子，而于向溟和张彪将两者聚合为一，创造出一种如我们所见的新的形象——蠪螜。蠪螜有须有爪有翅有鳍，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可谓“聚变”。

　　然而于向溟和张彪在共同创作《方舟》、《试验田——中轴线》、《救世主》等装置作品的同时，并没有失去各自的独立性。他们分别借蠪螜为元素，以油画为载体，带给我们不同的东西：张彪更倾向于表现人们内心世界中“自我”和“本我”之间矛盾的共存状态，这里的“自我”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意识指向，“本我”是指生命本身。自苏格拉底以来，人们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逐渐演变为对理性知识的膜拜，知识成为了生命的主宰，而生命本身必然会与这种限制性发生内在的矛盾与争斗，作品《2008 NO.13》一直到《2008 NO.17》将这一状态以蠪螜诞生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于向溟的画则更多的表达自己对于这种矛盾问题实体化后造成的客观现象的思考，《四重山-焚心2》正是呈现了这种盲目崇拜带来的灾难与死亡，他的画与尼采在19世纪警告人们当心俄狄浦斯的命运异曲同工——“揭开了自然之谜的人…瓦解了神圣的自然秩序的人。是的，神话看来向我们透露出智慧是个违背自然的残酷现象，那些靠自己的知识将自然推入深渊的人，自己也要体会自然瓦解的过程。…”

　　但，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他们“蠪螜主义”的组合和创作思路与方式体现出了一种重要的“聚变思维”。为了更好的阐述这一观点，我想先引入一个与艺术、哲学紧密相关的“主体意识结构”的语境。

　　当今，一些具有较强“理论理性”的艺术，已经明确为一种人类探索自身主观认知边界的工具。这种艺术是不局限于行业的，文字用出了新意是文学的艺术;股票玩出传奇是投资的艺术;打仗出奇不意是指挥的艺术;用人不拘一格是领导的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人都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艺术通过对人类“意志”的改造和发展并使之作用于客体，不断的扩大人类的生存基础或者叫生活经验，让人拥有更多的意识结构与生活经验，更好的生存下去。而当代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家试图通过一种创新的方式或角度，把独特的自身经验和态度作为语言附着在一个特定的媒介上，来传达给我们一种具有时效性的意识、观念或激发观众对其主动的思考。实际上，这套逻辑本身更像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艺术与哲学的最终作用点似乎都在时代的现实生活经验上。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中国的张汝伦教授也指出：“形而上学语言叙述的往往是博大深邃的现实关怀。哲学问题其实是时代问题曲折抽象的变形，在哲学艰深晦涩的文字底下，却是对现实深沉的思索与批判。”然而我想艺术与哲学能不能够有效作用于时代(实效性)的现实经验，恐怕首先就要取决于“观念”和“思索”的主体——人类主体意识结构。这是我们认知事物的基础存在。

　　主体意识结构的本质是思维方式。众所周知，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思维方式或结构过于单一，势必会走向衰落和灭亡。那么当下，理想的主体意识结构必须具有以下几种性质：开放性;运动性;发散性和创新性。在当代，尤其是进入后现代以来，艺术流行的思想方向是引导“个人的自觉”，走个人极端的路子，而这时的哲学家们更是天马行空，各成一体，大家使用不同的话语，彼此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话，甚至也不屑对话——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分化和排斥的过程，秉承的是一种“裂变思维”。当然这种思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上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它甚至真的能够完成梦想中的人类个体对生命和意志的“自觉”，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裂变思维的分化持续下去的最终目的地，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完全的自我。而在一些地方和领域，纯粹的注重个性与差异几乎成为了一个新的范式。随着这种“范式”的逐渐生成，它必将成为下一个被清算的对象。因为个人的思维和意识结构的自我存在是建立在他人的认知和反馈上的。就像手电筒只有在黑暗中照射到东西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一样。单纯的、极端的“裂变”思维背离了人类主体意识结构中多维开放与多维创新的性质，最终会阻碍人类的交流和思维创新的质量，使数目庞大的个体经验无法有效作用于现实经验，最终走向停滞与毁灭。

　　在裂变思维盛行的今天，聚变思维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因为聚变思维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超个体意识”。而绝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它使得基本个体在保有自身个性的同时，与其他个体共同创造出全新的“超验体”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聚变思维不仅能够使人类主体意识结构增加新的创新与开放的维度，同时他所产生的“引力”还很有可能中和裂变思维所产生的“斥力”，将“自觉”的个人通过“超验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人们的主体意识结构真正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靠性。中国古代的龙图腾告诉了我们这种聚变思维在东方具有多么悠久的历史。而今天，于向溟和张彪的“蠪螜主义”正是对聚变思维在当下最为形象的注标。就像观众在他们共同的装置作品《救世主》中所看到的那样，幻化为金属的血脉和容器，正是“聚变”作为东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发动机一直默默工作的真实写照。也许《救世主》能够部分的诠释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在当今世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非凡成就，同时又在不断续写着新的奇迹。

　　其实，以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从艺术、哲学到数学、物理学，无论是人文学还是自然科学，所面临解决的问题始终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上世纪，爱因斯坦、海森堡和布罗格里发现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之后，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实际上宣告了确定性的虚妄。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承认科学的有限性。罗素甚至说:“…‘物质’早已成了描述它不存在的地方发生的事的俗套话。”科学的有限性实际上是人本身的有限性。在面对人们的困惑与迷茫时，艺术的“超限性”也许正是人类最好的心灵鸡汤，让我们的意志总能找到出路与救赎。实际上，当我第一次看到于向溟和张彪的“聚变”时我就不禁在想：通过聚变思维来制约人自身过度的分化和异变，通过“斥力”与“引力”的不断相互作用，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主体意识结构会不会才是人类真正具有恒常与救世意义的“天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