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非典”过后，中国艺术市场黄金的那两三年，艺术品鉴定专家似乎是最吃香的群体，其中某些个活跃的更是将日程安排很满，今天上电视估价，明天给公司剪彩，后天去民间辨伪。彼时但凡有专家出席的鉴定活动，特别是有点儿名气的，媒体哄抢，藏家排队，入场券一时洛阳纸贵。当然，专家红火的衍生产品还有很多，比如良莠不齐的各类鉴定书籍、音像制品，再比如形式、价码、内容不一的鉴定证书，以此满足成千上万“入门级”信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市场的泡沫显现，那些吃过亏、上过当的藏家，中间也不乏投机分子，眼瞅着行情下滑，又开始调转风头，借助一些非主流的媒体渠道，蜂拥而上，搞些一边倒的研讨会或是论坛，大有将他们最初顶礼膜拜的对象拉下神坛之势。不久前，某位资深传媒人士就获邀参加了一个相关的研讨会，他对会议现场是这样评价的：“大多数人不是在研讨，似乎是一堆很礼貌却无趣的例行发言，而且切不中要害，有隔搔痒之嫌，不过瘾。”

　　其实，市场火不火，艺术品的真与假，跟鉴定专家都没太直接的关系，更不是几个局外人一场会就能讨论出端倪来的。有需求就有市场，这才是规律正解。我们在争论艺术品鉴定究竟由谁说了算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冷静分析这其中买家急功近利与盲从心理所形成的诱因。五年前，《艺术市场》曾针对北方某省邀请十余名国家级鉴定专家参加的某次大规模文物研讨会中出现二十余张鉴定证书发出过质疑的声音;三年前，也曾根据南方某画派作品真伪鉴定中出现的南北专家争议风波做过特别专题;最近几年，亦多次组织多位德高望重的文物专家，在“五一”“国庆”假日期间举办面对广大民间收藏爱好者的免费鉴定活动，我们既为专家们的不辞辛劳而感动，也为活动中出现的大批赝品痛心。

　　艺术品行业离不开价值与真伪鉴定，在一个缺失理智的市场大环境下，满天飞的鉴定证书是否都有错?而一旦出错是否又应该一棒子打在所有专家头上?事实上，面对市场中一些鉴定专家不负责任的做法，不少具有职业道德的老专家也忧心忡忡，对纷纷扰扰的市场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比如文物鉴定泰斗耿宝昌，他曾多次告诉记者，自己现在的任务就是协助北京故宫做一些文物展览，再者就是抽空整理近年来的研究资料，争取晚年能将自己那本《明清瓷器鉴定》中的错误修订后再版，面对众多社会上私人藏品鉴定的邀请，耿先生每次都婉言谢绝。著名考古学家马文宽先生一直坚持坐学术“冷板凳”，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他曾为筹备一本研究著作不算太多的经费发愁了很久。尽管如此，面对几家拍卖公司及鉴定机构发出的高薪顾问的诱惑，马先生均断然拒绝，他对记者说过，自己腰杆子直了一辈子，不想晚节不保。

　　在西方，尤其是艺术品市场发达的英国、美国与法国，鉴定专家原本是一项令人尊敬的神圣职业，专家不论是为机构还是为私人出具的鉴定证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件艺术品价值的重要保障，将来转手出售也好，银行抵押也罢，鉴定证书都可以成为艺术品持有者手中铁铮铮的法律依据。于是，我们期待未来的某一天，中国艺术品行业纷繁复杂的鉴定难题能得以解决，那些具有良好职业修养的鉴定专家们可以放心地进入市场而不再担心摊了浑水，而饱受争议的鉴定证书也能恢复至本来面貌，不再如过街老鼠一般人人责打之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话是80年前****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时提出的。我们今天在讨论鉴定权与鉴定责任的归属时，首先要调查清楚目前市场中艺术品鉴定机构的生存状况，也应该耐心听听身处鉴定市场漩涡中心的专家们是什么看法。此外，官方与民间发出的各种声音也不能疏漏。或许这样，才能杜绝片面思维的危害，也才能逐渐探寻事物的根源。2008年最末一期，《艺术市场》的记者们调查了北京的15家鉴定机构的经营情况，走访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等三位知名鉴定家，询问了北京、辽宁、江苏、广东等地艺术商人对鉴定证书的真实看法，并特约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民间收藏者代表徐文宁以及评论家牟建平撰写他们对这一话题的各自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