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昌世(1573-1644)字文休，号假庵，江苏昆山人，后移居常熟，为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之孙。他十岁能诗，早弃举业，发奋为古文，崇祯末以待诏征不应。他的书法宗法晋、唐，尤擅草书;画擅作兰花、墨竹，神趣横溢，意在徐渭、陈淳之间;印初宗文彭，不为其所缚，自成一格，与李流芳、王志坚并称“三才子”，开后世“浙派”朱文印之先河。亦有论者称其篆刻与文彭、王悟林鼎足而立。归昌世曾云：“作印不徒学古人面目，而在探其源。源，则作者性灵也。”此不独为其篆刻主张，也是他全部艺术思想的精髓。

　　我们这里要欣赏的是南京博物院所藏归昌世的行书《梁武帝评书》卷(上两图均为作品局部)。此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120厘米。从总体上看，这件作品洒脱自然、率真大气，乃不经意之作。细品这件作品，可以获取很多信息。不过能够想象，最初即便归氏本人，也未必会有如此多的想法。下面笔者尝试做一“好事者”。

　　首先是书写内容。现在书坛呼吁不要写唐诗、宋词，要写自作诗，但自作诗水平又不高，都是打油诗、顺口溜儿，难以卒读。也有人写白话文或现代诗歌，但看得出是“勉为其难”。其实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但无论如何，不想写时就别写，不要没话找话。此帖内容出自《淳化阁帖》，其中不乏一些耳熟能详的妙语。对欣赏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双重享受。从书论本身来看，古人论书是以实喻虚，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能力，可以把握，不像现在，常以虚喻虚，让人摸不着头脑。

　　此卷落款“甲子暮春”，即天启四年(1624)，归昌世时年51岁，书法风格业已成熟。由落款可以想到王羲之《兰亭序》中“暮春之初”之字眼，想到南朝梁朝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句子。这是一个情思勃发的季节，可以获得创作灵感。此作点画瘦削爽利，基调高雅古典，宗法晋、唐，又有“宋四家”特别是黄山谷的一些笔法。从整体章法来看，参差错落、大小混杂，后世郑板桥作书与此卷有一种暗合。卷中有几个字写得特别大，可以想象书家当时的创作激情。有个别字看不出放大强调的原因，但有时艺术创作并不需要理由。此卷前部分写得稳健沉着;自倒数第二行“茂”字之后，行笔变得极为放纵，愈往后笔意放得愈开，草书和行楷书的成分不断增加，至落款变成了草书。此卷与董其昌的创作风格十分靠近。特别是签名中的“昌”字，与董其昌书作落款中的“昌”字何其相似!另外，此卷又隐约可见《十七帖》笔意。如果看原大作品，字形大小差别不是特别大;一旦将作品缩小，则字形大者一下子显现出来。

　　古人将刻帖变成墨迹，以此为日课，主要还是从精神方面来意会原作，不拘细数。此作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率真，“宁支离，毋安排”，毫不经意，没有任何约束，有时穿插几个大字，有时突然出现几个草书，并不考虑出于何种需要。观此良久，不禁又想到今日之书法。当代人在取法上先要画个圈：是帖还是碑?是“二王”还是明清?自己先做一个套子，然后再往里面钻，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不可能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

　　不知道书家为何选择这样一段书写内容。梁武帝(464-549)，名萧衍，南兰陵中都里(今常州万绥)人。梁武帝虽为偏安之帝，但多才多艺，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书法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也极为突出，在书史中是能挂上号的。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萧衍“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从籍贯来看，梁武帝作为常州人，与隶属吴门苏州的常熟是相近的，两地文化方面也是相通的。不知这一点与归昌世写梁武帝书论有无关联。另外，梁武帝在书论中极力赞颂“二王”书风，而归昌世书法的取法对象米、黄、董等人也都是从“二王”出，应该说，二人在审美上是有一定默契的。而归昌世之所以创作这样一件内容的作品，其间除了地缘因素、笔墨缘分之外，还有更多随意随机性。有时书写朋友、先贤的一段诗文，是一种追忆，也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情感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