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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化的景德镇正成为一个世界手工业瓷器中心

景德镇：在资源枯竭背后

　　景德镇瓷器在众多工序上保留了手工特征，德赖登说，吸引众人来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里是一个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瓷器是目前还在大规模生产的手工产品，“所以，技术是景德镇的灵魂”。

　　对于外人，也许理解这个判断有难度，毕竟只是一道道繁琐的工序而已，解决的最好方式，就是找一个地道窑口去探访。

　　一般窑口都设立在景德镇的街巷间，玉岭陶瓷山庄却隐藏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路程的山林深处。山庄生产的是仿古瓷，最能展示景德镇的工艺复杂特征。

　　不远处是昌江，道路两旁不时可看见古瓷窑的遗址，碎瓷满地，景德镇时常有外地工人探洞，挖出几麻袋碎片，如果有相对完好的器形，也能卖出好价钱。

　　玉岭山庄不做这种事情，他们只是做高仿，按照庄主黄国军的话说：“要是能把历代的好瓷器的奥秘都钻研出来，此生也就满足了。”他们的最新作品是一套56件的梅子青釉餐具，是一个上海客户预定的，定价2.6万元。“做了两年还没完成，现在算起来，成本已经高于定价了，当初接下来，就是为了好玩。”黄国军告诉我。

　　而订购的主人之所以肯花这么多的价钱，就是看中了他手中的东西，是市场上完全排他的产品。“没人能制造出完全一样的一套出来。”

　　喷釉师傅熊三水解释为什么这套餐具会这么难做——对于全手工的窑口而言，“56件一套的餐具意味着你要把56个餐具的釉喷得非常均匀，一旦有不同的厚薄，哪怕是最细微的差别，烧出来后颜色也马上不同”。

　　所以，虽然客户定购了一套，可是他们至少要做4套，才能从中选出合适的一套。熊三水从18岁开始学习，做到现在已经10多年，可还是有掌握不好的地方。餐具是缠枝莲纹的浅浮雕，常有拐弯处，“到了那种地方就特别小心”。因为一个小拐弯不好，就可能在那里会有点异样的颜色——而且这种破坏烧前还看不出来。当初学喷釉是父母亲怕他调皮，所以给他找了个需要耐心的活，可是这活也太需要“静心”了。他喷完后，还会拿出小缝衣针，细心扎进去，看看每个地方的厚薄。

　　特别小心谨慎，是因为景德镇工匠技术环环相扣，每一道工序都要做好，前面做得再好，后面出了失误也前功尽弃。

　　没想到的是反之亦然，前面有了小问题，不到最后关头也往往看不出来——烧完了才能显示问题所在。负责立坯的师傅黄国新拿起一个浅足的仿明代青花瓷碗告诉我，这就是早期疏忽而后面完成都很好的失败例子，那瓷碗颜色沉郁，瓷质白里带青，可恰恰是碗足陷进去一点，“后面再好也没有用了”。

　　他20岁开始学习立坯，一开始最难寻找的是着力点，“要是找不对，进窑里烧就会塌下来”。后来难对付的是研究各个朝代的器形，“都有微妙差别，做仿古最难的地方，就是把看上去一样但实质差别很大的地方表现出来”。据说行家购买仿古瓷器的第一关是用手摸，尤其是碗，即使外观完全一样，只要弧度有差别，就能立刻明白仿的是不是地道。

　　黄国新有10多年的经验了，可是越往后做，发现越难。他觉得简直就没有容易的活，只有难的和更难的活计，“越是小件，往往越难把握——很多时候连工具都无法用，只能靠手感”。

　　庄主黄国军说自己有时候很羡慕别的瓷器生产城市：“我去佛山，看他们的工厂里，大堆的东西都那么堆着，坯都是用机器统一浇铸出来的，釉往上面使劲地浇就可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即使是一些粗做的作坊，批量生产的东西，也都有自己的精细化要求，从来没有那么豪放地堆放过。”

　　精细的手工技术，使景德镇的瓷器加工业很难改革，黄国军说，他想做些改革以适应现在的瓷器生产技术。“比如说堆窑，我们以往是两个师傅拿个麻布，抬一个坯胎放进窑里，我觉得那样又不安全又费劲，就设计了一些套盒，把瓷器装在盒里再放进去。可是立刻发现，第一是你无法做出适合各种形状的盒子，第二是有了盒子，工人们往往不那么小心了，损坏率反而更高。”

　　他还想用电脑技术来算出窑里各个瓷器摆放的位置，“可是很难，师傅们会做可不会说。我找个70多岁的老师傅，是传统烧窑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每次走进洞里，背着手，轻描淡写地走一圈出来，然后大家根据他的说法，在这边摆这件，那边摆那件，最后烧好后的成品成功率很高。我用电脑算半天，火力、不同区域的堆放量和高度、时间长短，可到最后，电脑算出来的还是不如老师傅设计的好”。

　　在他看来，老师傅们用手去说话，“说出来的话往往超过我们用脑子说的”。

　　他是地道的景德镇人，从年轻时候开始就热爱仿古瓷，所以在各个工序上都下了工夫，现在他的作坊里不少师傅都是他训练出来的。“景德镇的技术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仿古的历史太长了，明仿宋、元，清仿明，也仿宋、元。就拿两个朝代都仿的元青花来说，仿的技术差别很大。比如说明代的线条是流畅、一笔到的，可是清代是用小点点出来的。现在有人找我们仿元青花，就要说清楚，你要的是元青花原式样，还是明仿品，或是清仿品。”

　　手艺复杂，加上历史悠久，使景德镇的师傅们成为最容易流动的一个群体。黄国军手下不少师傅是他带出来的，可是他不能保证他们周六、周日不去接外单，“随便出去做做，一天就有几百元收入，你很难要求他们抵抗诱惑”。

　　在景德镇，最新的师徒故事是，一个从台湾地区来的师傅把自己的手艺和制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都传给了徒弟，可是徒弟一年后就自立门户了，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和师傅的完全一样。那位台湾师傅很烦恼地告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些更复杂的东西，让她没办法跟上。”

　　黄国军研究过景德镇的史料，在解放前，景德镇有发达的行会制度，这种制度约束了人的流动。“徒弟学了手艺后至少要待3年才能自立门户，可1949年后这些是重点批判的东西，十大国营瓷厂成立后，行会更是粉碎得干净彻底了。”

　　按照黄国军的理解，师傅们各自怀有技术，又没有相应约束，使景德镇的“工匠文化”特别发达，“优点是不存在一家作坊垄断技术的可能性，缺点是家家户户都是小作坊，做不大”。景德镇的技术优势反而成为制约其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之一。

　　黄国军把玩着他手中的白色瓷瓶，属于烧好的白胎，瓷器的质地白里透出青，他得意地说“有玉的光泽”。这是传统景德镇瓷器的特征之一，“青如天，白如玉”，但是这瓷土并非景德镇传统的高岭土，而是取自福建龙岩地区，8000多元1吨，属于生产高级瓷器才会用的瓷土。黄国军买回来1吨后，又自己找师傅加工，在其中再细选出了一些，才烧制出几件白胎，所以价格又上去了。

　　“还没想好要在上面画什么，因为要找出和胎质匹配的工艺，要多把玩一段才能心中有数。”

　　和工人的流动一样，景德镇的瓷土资源也保持了高度的流通性，材料早就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当我们问到景德镇当地的资源枯竭对瓷器生产的影响时，不少人露出茫然的神色。

　　对材料讲究的瓷器加工作坊，现在会去福建龙岩、江苏苏州、广西北海等地找瓷土，景德镇的瓷土资源在民国初年就已经报警，位于景德镇东郊外的高岭土在那时候就已经开采不出什么来了，1965年彻底禁止开采，“要说资源枯竭城市，景德镇早就是了”。

　　中国陶瓷协会原料辅助材料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袁勇对景德镇的原料使用历史了如指掌，福建高岭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勘察发现的。他告诉我：“景德镇贡献给世界两个英语单词：一个是昌南(景德镇当时叫昌南)，‘china’;另外一个就是高岭，‘kaolin’。景德镇肯定是因为高岭土和周围取之不尽的森林资源而成就的，最早是一元配方，后来改成了二元配方，直到多元配方。”

　　景德镇的高岭土因为铝含量高而铁含量低，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白而润泽，“而且立得起来”。袁勇告诉我，英国人最早来到景德镇，不知道高岭土的秘密，只听老瓷器工人说景德镇的瓷土“骨子硬”——是说这里的瓷器即使很大件，出窑后也能保持完好，他们回英国后就掺杂了大量的骨头粉末进瓷器，成就了英国的骨质瓷。

　　景德镇的瓷土其实一直在进化中，“早就采取了多元配方，就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早就意识到，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取得优质的瓷土，而且同一区域的土质不同，瓷土也有好有坏，所以景德镇人很早就使用配方土”。

　　这才想起来，景德镇的乡村时常有自动的水锥在那里锥土，袁勇解释：“那就是景德镇传统的瓷土配方，把瓷石锥碎后和一些土混杂在一起。”

　　“清朝已经意识到传统的高岭土并非取之不尽，所以不允许民间开采。到了民国，在景德镇附近找到了大洲，出产的瓷土和高岭质量相当，但大洲土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没有了，于是景德镇周围成为取土之所。低档点的用江西星子高岭，我们叫它‘木鱼骨头’，很白，但是缺乏润泽感，高档的就开始用外地的高岭土了，其中就包括福建的龙岩高岭。”

　　福建龙岩高岭的发现和景德镇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有关，“当时为了烧制‘毛瓷’，到处找合适的瓷土，由国家出资成立了勘察队”。不过福建高岭发现是在“毛瓷”制作后的事情，“1978年才发现。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想烧好瓷器的人都懂得去选用福建高岭了，土质很好，铁含量低，但是多水，可塑性好，不过一吨多了几十到几百元的运输费用”。在袁勇看来，景德镇能一直作为陶瓷中心而存在，“就是因为不排外，当时很多老板听说福建龙岩的土好，很多找上门来向我咨询，然后就开始选用”。

　　从那时开始，景德镇就越来越依靠外界资源来补充自己，“现在最远的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自古以来的市场化运转使景德镇形成了资源的充足流通性能”。而且，随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即使是一般的土，只要增加一些化工原料，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前些天有人想在瓷器水盆上烧出芝麻粒的效果，找到了袁勇，他说：“其实很简单，往里面增加铁矿石，但是不能是粉末状的，而要是颗粒状的。”

　　袁勇解释为什么当我问到景德镇的瓷土资源是否枯竭时，一般的瓷器作坊的人都会茫然，“原料市场是高度流通体系，没人关心自己的土原产地是哪里，只关心价格和能够达到的效果”。所以景德镇现在的原料供应商来自五湖四海，广东、福建、台湾的都有。

　　景德镇的瓷器工厂大多规模不大，大家需要的原料也很复杂，“所以原料商和瓷器商一样，规模都不是太大，但是都很灵活，能提供给你各种所需的原料”。原来原料的“人性化”来源于此。而且这些供应商的定价体系很科学，“你需要多好的、多差的原料他都能拿来，最好的几万元，最差的几百元，完全是供求关系决定的”。

　　几万元1吨的瓷土是生产特殊的仿古陶瓷的，“要的量很少，一般地方那么少的量人家不供应，但是景德镇就有这样的好处，有人买就有人卖，你愿意出高价，老板就开出一条线来精细加工原料给你”。

　　在他看来，一般的日用瓷的各种原料配方已经没有奥秘可言，“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高新材料”。他刚刚研究出一种完全是瓷做成的炒菜锅具。

　　在市场化的资源供应体系外，景德镇还一直保留特殊的资源体系，“这也和官窑传统相关”。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所长占启安对我说，20世纪70年代生产“****用瓷”，开始是想用传统的高岭土原料，可是那时候好的原料已经很难找了，所里的专家们后来使用了滑石子，这不是一种传统的瓷土矿，因为资源稀少，而且开采难度大，更难的是，开采来的矿石还不一定都能用得上，“最后找了些年轻细心的姑娘，在一堆滑石子中挑选了一批最好的，个头均匀没有杂质，精加工后再进行烧制，那种材料也特别不好烧制，因为需要高温，所以窑也是特殊研制成功的”。结果烧制出来的“毛瓷”白里透青，像玉的质地，“现在很多地方都在烧所谓的‘毛瓷’，他们不知道，这是从原料到制作工艺的整体进步，不是说仿造就能仿造成功的”。这批瓷器也因此成为20世纪瓷器的代表作品。

　　不排外的景德镇原料系统，在占启安这里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他告诉我：“被称为苏麻里青元青花，当时不就是用的阿拉伯国家的钴原料吗?”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日本回国的几个矿物学者已经开始在景德镇研究如何提高成品率。“一个方向就是改良瓷土的配方，所以景德镇在原料来源上的态度极其开放。”

　　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在原料研究上一直有两个方向：一是如何把低档土改良，用以生产更多的合格日用品;二是开发出特殊的瓷器用土，用于一些特制品。“很早我们就已经把眼光放在景德镇之外了，只有引用新材料进入旧体系，景德镇才能对付资源减少问题。”

　　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作坊，都采用不同配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彼此间并不流通。人称“老六”的过晓明早年也是做仿古陶瓷出身，他手中也有一个白胎瓷瓶，同样白中带青，但是和黄国军的那只有区别，似乎透明度更好。原来这是用他买断的一个滑石子的矿藏来制作的，并且请了专门的老工程师配制瓷土。“当时在江西一个小县城发现了这个矿，上海一个陶瓷作坊和我们一直在争夺这个矿，结果我不得不动用了当地关系，封存了这个矿坑，让上海人买不到这个矿的出产。”

　　这种争夺在景德镇并不多见，如果不是要做特殊的仿古瓷器，过晓明也犯不着不惜成本地投入，“刚开始我也不敢买断，谁都不知道这里的出产能不能做出好瓷器，要试验近半年，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那半年啊，过得很麻烦”。自己不能下决定，可还不能让别人买走。

　　在有了那么多年制瓷经验的过晓明看来，景德镇的原料枯竭不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键问题是，景德镇要不要生产低档陶瓷产品，“要是把好材料用在一些低级产品上，那就可惜了。因为1吨土你可能只做出价值5000元的产品，反过来，可能做出价值500万元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