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代艺术》是一本艺术与时尚成功结合的杂志，在艺术圈跟时尚圈都有非常大的反响。您当初是如何来考虑如此定位的?

　　房聖易：当时的情境之下，中国当代艺术正是火爆高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这里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当然这个时候也涌现出了很多艺术类的杂志。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相对于这个社会主流的那些商业品牌和那些主流的企业，艺术界里面，所有的现金流加起来究竟有多少?可能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你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一些现实。或许对一个展览来说，花一百万来做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他的个人资产过五千万，你就会觉得很了不起了。可对于一个企业家、一个煤矿主，甚至某一个品牌的区域代理商，他可能拥有的资产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如果是为了挣钱，那就不要在艺术圈里去绞尽脑汁了，应该是做点更挣钱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创造任何一个所谓事业的东西，我们总要考虑，在实现理想的路途中，它未来的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你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热爱当代艺术，我们想把当代艺术的价值传播出去，这是我们创办杂志的出发点，同时又必须要更好地生存下去，那应该怎么办?我们把最有精神契合度的两种事物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把时尚奢侈品牌，与当代艺术的精神价值结合起来。这种时候对两者来讲都是新鲜的，现在我们得到了时尚界的逐步认同，他们看到了很新鲜的当代艺术里面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他们非常地感兴趣，也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作为当代艺术从业者来说，看到了更多的奢侈品牌，看到了他们的品质感，看到了他们所营造出来的高度精美奢华的效果，也不能不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我想他们两者之间，无论是当代艺术还是时尚，他们在互相借力，互相为对方增加价值。所以我想应该把商业这只脚立足在时尚界、主流商业界;而文化的这只脚，应该是立足在当代艺术界。用当代艺术的精神价值，创造最大的生活价值。

　　记者：下一个问题咱们说一下今年当代艺术的重头戏，“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艺术节的规定、宗旨和意义是什么?

　　房聖易：“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是虹湾文化公司注册的、常设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项目，今年是第二届。与上届相比，是日渐成熟的一届，也是一个有变化、有新意的一届的艺术节。这一届的规模，较之以前，有了一个全方位的扩展。今年艺术节主要有三个单元：优秀青年艺术家推荐单元;还有实验电影展映单元和现场音乐表演单元。之所以把这样三个单元放在一起，而不是像第一届单纯地去关注造型艺术领域，可能考虑的是“艺术节”与“艺术展”概念本身存在的区别。好的艺术，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我想，这个艺术节就是旨在让我们优秀的青年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作品，有一个更好的平台，能够更广泛、更深入，更及时地去影响公众，影响到应该影响的层面，所以，我想我们的宗旨从建立之初，就是能为优秀的青年艺术家们创建一个好的平台，去展示自己。而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能为这些青年才俊们的成功奉献一点绵薄之力。

　　记者：举办“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的意义是什么?

　　房聖易：这次“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还是在我们宋庄的虹湾艺术馆举办，现在我们已经邀请到了百余家媒体，去现场进行报道。因为我们本身是做媒体的，所以很明白媒体的义务、责任是什么。一个艺术节，一个展览，一个秀场，无论现场能来多少观众，它的影响面都是小的。我们应该更广泛地使用媒体的力量，近百家媒体来报道的话，每一家媒体所针对的读者群、受众群都会了解到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更广泛地扩大影响。扩大影响不仅是为了艺术节，使艺术节具备影响的根本，是希望我们所推崇的价值观，我们所推崇的青年艺术家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关注。我经常重复一句话“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它带给这个社会的影响”。

　　记者：去年的宋庄艺术节和“798”艺术节都是不同程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感觉就是没有往常那么热闹。您认为“五四”青年艺术节会不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房聖易：金融危机使大的经济面、大的商业环境显得更冷清。支撑大的商业结构的重要企业，缩减了他们的开支，减少他们对文化艺术事业的赞助，必然导致艺术节场面上受到影响。而更多的艺术机构、画廊、和艺术从业者，因为考虑到可能不会有更具体的销售，参与的热情也会有所降低。但我想无论商业情况如何，让公众了解自己的艺术，让藏家们，让应该了解自己艺术风格的人去了解自己的艺术，是不分商业环境好坏的。无论何时，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真诚的艺术创造，都是合时宜的。而且我也相信，艺术品的购买行为，不见得是在我看到、我喜欢的马上就去买这么一个情境之下。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的艺术，逐渐地喜爱你的艺术、接受你的艺术，才有可能产生更好的后续的一个市场的销售。所以，我想我们的艺术节是在做一个好的展示的秀场。因此，我想可能在场面上不会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这一届艺术节的投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规模不会变，场面不会变。

　　记者：相对于“798”艺术节和宋庄艺术节，您认为“五四”青年艺术节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房聖易：我想可能是所关注的面有差异。因为宋庄艺术节针对的是个地域，它在为那个地域所有生存着的艺术家们创造一个展示的机会。798艺术节也是针对的一个地域。那针对任何一个地域的时候，都会有地域性的特征。而我们所面对的是青年。面对的是一个年龄段的创作，我想他可能是更自由的，是更广阔的。但是这绝不是否定其他人，他们的艺术节都有他们的特色，都有他们的成功之处，也深深地敬佩他们。

　　记者：《当代艺术》这本杂志所体现的人文价值观是什么?

　　房聖易：人文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指向性很宽泛。要说我们的价值观就很明确，首先我们叫《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其实在中国很类似于一个特有词汇，它有一种特殊的指向。“当代”本身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当代艺术”用英文我们来讲，蛮可以翻译成“当下这个时代的艺术”。但其实在中国不完全是，概念是无止境的，我们只能简单地说：“它是探索新的表现方式，使用新的语言，有这个时代新的精神的艺术。”它区别于传统表现语言、传统思维模式的“过去式”艺术。

　　“当代艺术”真正有这个词汇，或者我们现在称它为一个产业只是近期的事情，而它该如何去定位，它该如何呈现它的形象，现在是模糊的，正在逐渐地成型。我想我们现在给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代艺术”所提倡的精神与这个时代的气质是最吻合的。我们来想，一个重要的时装品牌，或者一个重要的手表厂牌，一个奢侈品的品牌，它为什么每年要做新的发布会?它为什么不停地创造?他们总是去创造，动摇主流，而它一定会引领主流，成为主流，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新的创造。我觉得这是当代艺术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精神。也是我最想推崇的价值观。创造，动摇主流，而当我们成为主流，则继续创造。这种精神不仅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原动力，也是科技、人类社会，等等一切发展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当代艺术的精神值得被更多的人了解。

　　说为什么我们的杂志卖到120元一本?这个问题现在说就比较适合。任何具有话语权的一个平台，面对公众时都存在着一种责任。那就是引导的的责任，我们做的事可能具备了一点点教育的作用。当然我想“教育”这个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谁教育谁，而是我们能影响别人多少。那我们想影响别人的是什么?为什么定了120这个价钱?我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当一个人可以去消费艺术品，可以去真正感受艺术的魅力，必然是解决了基本的经济问题，这一点我想毋庸置疑。当我还在为孩子学费发愁的时候，我会去花十万块钱买一幅小画吗?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现在我们这种艺术的所传达的精神，和它所传达的那种品质感，应该是被一个具有一定物质文化基础，具有一定物质基础和文化修养层次所接受的，我称他们为生活家。他们已经解决了基本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是如何更好生活的问题，他们需要了解许多东西，而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定价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喝一杯咖啡也要超过这个价钱。那是不是我们不希望、不需要其他的公众去看呢?完全不是，我们欢迎所有人阅读我们的杂志，也欢迎更多人了解我们所要传达的精神。

　　记者：《当代艺术》杂志现在能够发行到多少国家?

　　房聖易：我们主要做的是中文版，我们曾经尝试过做中英的双语，现在我们所有的标题也是中英的双语，曾经也有一部分英文版的内容。但现在我想我的主要的眼光还是放在华人区，也就是说基本控制在亚太，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地区、香港，以及印尼的一些对中国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藏家能够看到我们的杂志，最重要的目前是面对国内的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通过和一些拍卖行的合作，让他们的藏家成为了我们的读者，当然他们是很乐于订阅我们杂志的，我们之间会有真诚的沟通。此外和国内几十家顶级的私人会所合作，也使我们的杂志能被更多的生活家们所看到。这是我们这个团队将近两年来努力工作的一个结果，这也是我一直寻求的一个方向，在这一点上，我很钦佩美国那些理财公司的代表，他们敏感到什么程度?当某一个人的个人资产报表在社会上公布，他的资产能过某些数字的时候，瞬间会有多家境外的理财公司的业务代表用这个富豪所熟悉的语言开始跟他沟通，希望他能把钱委托给这些公司替代理财。我想有的时候这种敏感度是在一个行业里生存下去的前提，《当代艺术》的发行部门，我总对他们强调，要把敏感度做到这一步，当你知道某一个企业家在拍卖会上购买了藏品的时候，说明他对艺术发生了兴趣，那就请尽快联系，让我们的杂志到他的手里，希望他能订阅我们的杂志。

　　记者：前一段网上冒出了很多关于艺术媒体的一些文章，大体都提到这么一点，说艺术媒体的商业性制约了前卫艺术的发展，因为前卫艺术是反市场、反收藏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些观点的?或者说，《当代艺术》这个团队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立场?

　　房聖易：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当然我不好去攻击，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很混乱，我来举一个不雅观的例子，一个女人爱慕虚荣，希望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因此失去了贞操去当妓女，那么难道这是钱的错吗?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希望得到更多市场的认同，而放弃了艺术操守，这是商业的错吗?一个人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没有自己的道德底线，那么是商业的错吗?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交换来的，我们每天生活所需都是用工作交换来的，这个世界商业无处不在。但是，我想，为什么当代艺术产业链，刚才前面我也跟你也讲了，需要更明确各个环节，就是这个问题。艺术家在这个产业链条是什么?它是最根本、最原始的长期的制造者，当然对他来说，这是艺术品，这不是产品。进入商业上流通领域，开始有人收藏购买转手去销售的时候，它成为产品，成为艺术销售品。但在这之前，从他手里创作的时候，它是一个最原始的艺术品。那么，请你好好做好你的作品，请你真诚的做好你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可能与其他商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一个商人生产商品要考虑适销对路，他考虑的产品有真正的社会需求，应该有更适销的一面。那么，艺术品可能恰恰不是，艺术品你越具有独立的思考价值，越具有好的学术价值，越具有感人的艺术表现语言，越具有你的人文精神的内涵，你就越具有强大的商业潜在价值。但是强大的商业价值不是你艺术家应该去考虑的事情，做好你的作品，而媒体无论怎么去做，商业领域、画廊如何去经营，拍卖行如何去拍卖，那是这个产业链的事，艺术家为此动摇了自己，请不要责怪商业。

　　至于我们《当代艺术》杂志的立场，我想也可以理解为“媒体的立场”，那媒体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我想早有公论，就不多说了。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精英人才应该具备的一些特征是什么??

　　房聖易：这个问题很大，同时“精英”这个词汇也很可疑，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精英”当然是相对于“草根”这个词汇了，它基本上所指的就是在社会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掌握话语权，掌握优势资源，少数的权威人士。他们享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自然界有食物链，如果中国社会也能套用一下这个概念的话，处于我们社会结构中上层这些人就是目前的精英。在中国本土，我想“精英”有个很有趣的特征，我们改革开放不久，真正有了“精英”只是近一些年的事情。现在的精英们大多刚刚完成原始积累，或者刚刚取得了某种身份不久，他们可能也在适应着他们既有的身份。另外我一直慎用“精英”这个词汇，因为我总觉得它太分化了。这个社会我想更重要的中产阶级，他们才是支撑一个社会的主体力量，他们是一个社会稳定，或者是现代很流行的词“和谐”的根本元素。

　　记者：房老师，谈一谈您最近读什么书?

　　房聖易：我觉得三十岁之后读书的时间相对的要缩少。学习、积累，丰富自己的知识架构，应该是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做，我今年刚好过了三十岁。我现在每天早上必读财经类的报纸。如果具体到书籍的话，我想把没有来得及读的那些大部头留着退休以后再读吧。其他的，因为我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我不得不快速地去阅览很多东西，我会把每一段出版的热点的书籍，尤其是与当代艺术类相关的所有书籍我都会快速地浏览，可能很难认真地去逐页逐句地去推敲了。

　　记者：那您对国外的哪一个艺术家比较中意呢?

　　房聖易：当然我本身有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因为我一直在坚持思考与创作。但是说到喜欢某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会比较为难。我一般面对这种非黑即白，或者说只能有一个单选的问题时，都会比较困惑。当我们问别人喜欢什么样的流行音乐，总有一种人在回答问题时会说：“我只是喜欢好听的音乐”。每一位艺术家，每一个阶段的表达语言、风格不尽相同，可能我会喜欢他这个阶段的某些创作，对某一个阶段的一些尝试我会觉得有缺憾在里面。所以我想给出个具体人名是很困难的。但可能我有一个倾向性，我更喜欢那种作品里面含有更多思考，表达语言更精致的艺术家。

　　记者：现在正好是两会期间，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想，人大代表如何从艺术家这个身份在政坛上发出一些声音?

　　房聖易：这个问题特别有趣，我相信没有哪个当代艺术圈的人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政治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你只能选择忽略，但你不可能不被影响。每一位人大代表，他所提出的提案必然是与自己所在行业密不可分的，他会提出与所在行业的规制、法律等等相关的建议。那么我想一个艺术家，还要是人大代表的角色，或许更应该关注的一个层面就是，当代艺术现在如果能称之为产业，我们快速地拷贝了国外的很多经营模式，包括艺术展览的模式，策展人的制度，拍卖方式等等。而我们需要真正的理性规范，创建我们自己的当代艺术产业的链条，并就链条每一部分给出详细的、规范化的制度，以期各链条部分的利益分配能更合理。包括我们的艺术赞助制度，艺术品的经营制度，包括艺术家与画廊之间的代理制度，等等各环节，太多的事情值得去做。

　　记者：那下个话题咱们转到生活这一方面，平时有没有生活爱好?

　　房聖易：人的时间总是很有限的。在目前的这种工作的节奏中，作为一个主编，一本杂志的内容的架构，再加上市场的开拓，已经占用了我大量的生活时间。我还有个艺术家的身份多年来一直在坚持艺术创作。这样的话，可能除了工作之外，更多的时间去做好艺术作品，用艺术的手段表达自己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此外每个月都要参加一些艺术圈的酒会。

　　记者：曾经读过您的博客，感觉有很多富有哲理性的文章。您现在的身份应该讲的是双重身份，既是艺术家又是媒体人，您是如何去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房聖易：艺术创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人生的常态，不分场合、地点，不分当前所从事的职业。作为一个媒体人，打造一个杂志的平台，打造一个艺术的平台，有的时候会有商业的一面，像个商人。但它是一份职业，一份我会做好、我会做的最专业，用最大的敬业精神去做好的职业。而这种社会切入的角度，这种社会身份，也使我和我的艺术家的身份有了一个参照。我可以在真正的生活工作之中更好地了解生命，更好地去积累我的人生感悟，它对我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有良性的促进作用。而艺术创作就像吃饭、像睡觉、像生育一样，它是一个人生的常态，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反而可能有些时候在思考一些艺术创作的表现语言的时候，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会有一些无拘无束的、自由的一种呈现状态。而这种思路有的时候用在商业领域里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想可能任何一个真诚做事和认真做事的人，都能从任何一件自己正在做的事里面吸取营养，为其他自己想要做好的事注入养料。

　　记者：您现在可以说是身兼数职，既是《当代艺术》杂志的主编，又是“五四国际青年艺术节”的执行总监，这个会不会影响您继续写出优秀的文章呢?会不会跟写文章在时间上有冲突?

　　房聖易：这个一定有冲突，而且这个影响已经明确地显露出来了。过去的时候，在杂志里我自己偶尔会写文章，我也会写一些自己认为应该说出来的话。但现在我很少有时间这样做，我可能每个月会为杂志写一篇卷首语，然后我会很明确地为一本杂志的主题框架，去定好各个环节的走向，但更多具体的文字工作我不再做。但我想这样是好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做，你不能对自己所会的，或者是精通的每一件事都充满期待，你不能奢望自己既是个作家，又是艺术家，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人不能太贪心。而且我也深深意识到一点，作为一本杂志的主编，由我来写更多的文章是不合适的，我应该把更大的空间留给社会中所有优秀的作者，所有优秀的记者，等等…… 他们的力量总和远远超过我个人，也远远超过我这个小小的团队。一个十几个人的团队，我们都在这里写，能写出多少?所以我想，一本杂志，应该更多地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站在这样的出发点上，我自己是否要写文章，就显得特别的不重要了，在我未来的人生里，我对我的文字只有一种期待，它还能如实、真诚地反应我自己的思路，写一点属于自己心灵的文字。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