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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瑞:叙事性的雕塑创作与流动中的现实主义

2009-09-05 10:35:47 王凯

杨奇瑞 中流砥柱 众志成城——98中国抗洪志(局部) 雕塑

  10年前,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奇瑞就曾经有过关于“98抗洪”题材的雕塑创作经验。当时,他有意识地收集影像资料,实地走访抗洪英雄,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99年创作完成的抗洪主题雕塑《壮怀激烈》,曾荣获当年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和浙江省美展金奖。

  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杨奇瑞提供了同一主题下创作的新契机。如何在过往的创作中吸取经验,转化为此次创作的有利优势更上一层楼?围绕着杨奇瑞的《中流砥柱,众志成城——98中国抗洪志》,我们采访了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内,正埋头于杭州中山路改造工程中一系列雕塑作品创作并担任总指挥的杨奇瑞。

  记:我之前见过《中流砥柱,众志成城——98中国抗洪志》的小稿。在艺术形式上,此次创作与1999年的那次很不一样,在创作之初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这里面有几个要点,首先因为创作的是重大历史题材,一定程度上讲是国家事件,也就是命题创作。历史题材的创作许多国家都有,美术史的构建往往也依靠这些美术作品。它们的产生,与每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科技水平、乃至美术史的发展演变,都有很大关系,但总的来说,是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面貌变得多元,美术研究、学术成果、创作成果较以往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今天,由国家牵头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美术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表现。

  历史创作应该体现具体时代的艺术成就,尤其在艺术语言、艺术形式、艺术表现方面,都要有一些新的发展。此次的创作,也是我在多年来自身创作的基础上,对雕塑语言和雕塑形式的反思突破。在过去,雕塑创作往往受制于题材或艺术家思考方式的影响,比较传统,长期一成不变。突破这些,意味着创作者需要在探索与放弃之间抉择,这种突破又不能损失内容、主题的要求,在形式语言和内容的完善上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要点。

  过去有些观点认为,雕塑不太适合表现叙事性的题材,认为雕塑是一种凝练、至简的艺术,比较排斥叙事和文学。而我则是想创造一种可以供人仔细品读的雕塑形式。

  记:您刚才讲到,雕塑不太适合表现叙事性的内容或主题,但是新中国以来的两件比较经典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收租院》,都是采用叙事性的手法来表现的。

  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收租院》与我此次的作品还是不一样的。雕塑中服从于主题性、解说性的表现方式,《收租院》要求的是再现场景,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性的、连续性的浮雕。《中流砥柱,众志成城——98中国抗洪志》更像是一幅独立的“画作”,更是直接叙事性的。

  我不排除有人喜欢把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艺术观点固定下来的创作方式,但越是这样,我倒是反而想呈现不一样的切入思考。

  记:我注意到,之前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或是主题性创作中,雕塑这一门类在更多的时候是集中于个体或小群体形象的创作。但这次您的作品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圆雕或浮雕,但它却结合多种雕塑形式,并且具有整体感觉上的推进关系,冲击力更强。

  杨:我也一直在思考从“形”上面影响观看者的视觉与心理感受。鉴于这些思考,就产生了现在的艺术形式,把“98抗洪”这样一个波澜壮阔、激烈的重大事件,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我没有选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组的重大造型等常态的方式来表现。具体到这件作品,我力求表达一种“阵列”感。“阵列”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概念,比如兵马俑,那种阵列感与序列感,是动与静的结合。所以,我让雕塑的主立面呈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倾斜状态,以期带给观者一种排山倒海的感觉。而雕塑的整体结构,看上去近似于中国古代艺术的那些象征帝王权力和江山社稷的“国之重器”。中国传统美学是非常讲究“器物”的范式和威仪的,九鼎关乎国运,“国之重器”总是沉甸甸的,凝重而气势磅礴,放置在那里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在创作中,我想用中国古代器物形状的象征性,来表达抗洪抢险这样一个国运所系的主题。

  多年来,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希望求新、求变。所以,我的作品不管是写实性的还是主题性的创作,或是具有较强观念性的。精神性上面,我一直都在追求大气、史诗性的创作方向,意味隽永、情意深长,那些朴实性对我而言,是不能改变的。不管是《仇娃参军》,还是《河坊街》、《一抔土》,都是出于对生命关怀的考虑。艺术创作更多的应当依据创作者的学术研究、学术心理与学术态度,我非常厌恶艺术家在作品中故意搞噱头、搞怪,这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原则。

  记:在此次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中,雕塑作品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杨:不多, 20多件,约占到15%。

  记:在您看来,这15%的作品整体上感觉怎么样?

  杨:这是在评审委员会最终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的一次大规模创作,应该说绝大多数都是一流的名家,而且大家都做到了该有的“本色”。

  记:谈到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于现实主义。这一点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定义的?

  杨:我理解中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就是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不排除叙事性和纪念性。这是一部分特点,体现在雕塑上也是这样的。

  现实主义是在发展的,随着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审美观念的不同。过去,现实主义是主流,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面对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艺术家自身的认识与环境,与现实主义的互动也是一致的。今天的现实主义则只能是一部分,不是唯一的。艺术到了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超现实主义、荒诞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在今天普通百姓都见怪不怪了。

  或许有人会说,不应该有太多的叙事性和文学性,艺术应当自我,但是在我看来,对于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创作,我们还远远没有挖掘完,做得也远远不够。很多人常常浅尝辄止,然后就下结论——现实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过于片面了。在今天艺术多元的时代中,现实主义依然是重要的一分子,它本身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过去,我们的美术史是在一元化的时代中走过来的,成绩骄人,发展到如今,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却不能一概而论,我不喜欢把一个问题看作是绝对与静止的。我认为确切的现实主义,应当是一种流动状态的,不是静止的。既要从过去的传统中汲取营养,同样也从当代的角度重新审视现实主义的发展空间,再付之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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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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