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普林不仅是“85新潮”的参与者，也是最早用影像资料记录这场当代艺术运动的历史见证人。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集中在一个基本的历史评价上，那就是对于’89现代艺术大展，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将其看作是最集中地展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成果的句号，而是看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分水岭。

　　9月7日，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举办了“1980年代——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展览。记者在展览现场采访他时，请他谈了对重建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价值的看法。

　　89现代艺术大展是分水岭

　　温普林的分水岭的说法，首先是指’89现代艺术大展本身已经出现了当代艺术的体制化倾向：组织展览的批评家为了确保展览正常举行，禁止行为艺术项目，导致一部分艺术家前来“搅局”，出现了许多“偶发事件”。而他那个知名度很高的“七宗罪”的影像记录，就是那些搅局者表演的行为艺术的现场见证。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这些“搅局”的作品无论就其思想性或艺术冲击力而言都毫不逊色，还使大展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历史事件。

　　此外，在提出分水岭的概念时，温普林想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此被世界所关注，处于被选择的地位。有的艺术家不愿意被选择，没有把握国际艺术圈的脉络走向，逐渐消失了;还有一批人则顺势应时成为明星。他指出，西方选择中国当代艺术是觉得好玩，如老栗(指著名批评家栗宪庭)说的西方餐桌上的一盘“春卷”。那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因此选择政治波普与玩世、泼皮。他强调那是西方的误读。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是极富活力的，也有很多强有力的精神表达，但西方对此不感兴趣，只关心那些中国嘴脸、中国样式与中国符号。艺术家选择艺术表达的方式与语言本身有自己的原因，但一旦处于“被选择”的状态就身不由己，尤其是被选中后，就在精神层面上堕落了。他为此而质疑：为什么他们达到目的了、到了终点了就变形了?

　　批评堕落为“操作”

　　谈到人们对当代艺术中批评家失语的批评，温普林却指出中国的批评家并没有“失语”，而是一直在现场鼓噪。他记得在当年的大展展场外采访费大为，费大为喜形于色地说：“一个批评家的时代开始了”。他还问孔长安，在西方哪种艺术样式最有前途?他的回答是：“批评”。然而，这以后事实上却是“操作”和“生效”成为关键词。

　　在回顾85运动的一系列展览中，他认为2007年尤伦斯艺术中心展览说到底是尤伦斯夫妇私人的藏品的扩展。他指出，展览说“85新潮”是中国第一个当代艺术运动，就把星星画会等排除了;展览也把’89大展中行为艺术的部分排除在外。他质问，如果80年代的展览不谈星星画会，不谈89大展中的“偶发事件”，还成其为艺术史吗?因此，他认为问题在于批评家失去了独立性。

　　他强调，艺术史首先是精神史，艺术带来的是原创的突破与精神力量。对艺术价值的评判，还是要看其有没有精神力量，是不是有颠覆性的东西。比如杜尚用小便池做的，还是被认为是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事件。

　　呼唤独立的艺术家与批评家

　　“正史之外，野史里还有更感人的故事。”他认为，在当代艺术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保持独立性的艺术家不为人知。而对批评家，他觉得中青年批评家取得了让他们失语的位置，他们的作用正在迅速消失，他只能寄希望“下一拨”。不过他又说，中国当代艺术是江湖化的体制，老一代非常有力，年青的批评家要带领同代的艺术家挑战现状很困难，只有偶尔的商业奇迹。

　　因此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不愿作出预测。他说：“我不是巫师，不是预言家，不能预言今后中国当代艺术会变成什么样。不过我相信，那应该是坚守个人的精神力量、坚守自己的本土价值的、坚持追求具有禅宗意味的东方的生活方式与智慧的艺术。80年代我们追求彼岸，现在没有彼岸了，或者我们自己也成为彼岸。因此现在会回到传统。”他表示，大众文化中的传统热会有误读，这并不奇怪。“关键是知识分子本身，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些重要的大事?”他强调：“首先要有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的思想，不受任何人的左右。而不是像现在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一方面利用社会机器营造明星，一方面又精神极度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