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艺术圈”的名号起于2007年，工作室都设在银都路的十几位艺术家在安福路合办了“上海‘A4’艺术家工作室作品联展”。因为工作室靠近A4公路，艺术家们觉得“A4”既简洁又具有地标性，就借用了这个路名。(注：目前“A4公路”的名号正在更改，这个称呼也该随之变化了吧)

　　银都路2988弄原先是温州地产商开发的汽车城，现属金盛家居。临街的两排房屋二层挑高达到6米，空间很适合做工作室，而且地段偏——最近的地铁一号线莘庄站走过来也要半小时，租金低——每平米每天不过几分钱。2003年，吴军、储悠也最先找到这里，到现在已有二十多位艺术家的工作室设在A4。孙良、项浚、周知禅等干脆买下了自己租用的房子。

　　现居A4的二十多位艺术家无一签约——曾经的同伴签约画廊后也离开银都路，搬去了莫干山路50号——其中不到三分之二有正式工作或退休工资，其他人偶尔代几节课，或完全没有其它收入，卖了画吃画款，没得卖吃存款。徐芒耀只是偶尔在银都路出现，孙良也时常待在市中心的工作室，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十多位画家才是A4的常驻军团，很多人还在工作室里搭了阁楼，偶尔留宿。每个人的房间里都弥漫着淡淡的颜料味道，墙边堆着画布、画框和已经完成的作品，丰盛而寂寞。

　　莘庄地区的海拔比上海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出一米，但这块高地在上海的水泥丛林中自动隐形。“就让这里一直隐形下去吧”，吴军说。除了住在附近莲花路的评论家、策展人，其他客人来得不多，艺术家们在上海边缘安静过着几乎没有“上海节奏”的生活。

　　A4艺术圈相关采访

　　李磊访谈：让“文化人”都来住闵行

　　李磊：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

　　创作：艺术家其实不希望被打扰

　　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住在莘庄“望族苑”，工作室在15分钟车程外的闵行区金雨路，靠近虹桥，不属莘庄镇——李磊说如果按照“大莘庄”的概念，他的工作室倒是可以划进去。

　　近几年不少上海艺术家从市区迁移到外环，李磊2005年也从上海油画雕塑院迁到现在的工作室——与苏笑柏、夏阳两位老朋友合租的老厂房。两排厂房共六百多平方，夏阳每天早上工作，苏笑柏白天在工作室，李磊则多在晚上和周末创作，其它时间在美术馆，三个人的使用时间刚好错开。工作室还是艺术家们聚会的场所，为朋友接风或画出一批新的作品，随便什么由头都可以叫上朋友们来开小型Party。逢年过节李磊也会请一些学生或年轻艺术家到工作室来聊天、吃火锅。当然，此外的大多数时间里，艺术家们还是不希望被打扰。

　　“上海艺术家的特点就是个人化，非常独立。”李磊说，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上海艺术家们彼此客客气气的，但相互来往不多，更不会聚在一起谈艺术问题。包括从北京、台湾或国外来沪的艺术家，也都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作品，不会有其它城市艺术圈子呼朋唤友的那种黏糊劲儿。但上海也有艺术家工作室集群，因为有废弃的工厂、仓库，并且由于外环交通不便而租金偏低，艺术家能够以同样的价格在外环租到更大的空间。李磊说这是一种普通的生活状态，并非刻意为之。

　　李磊认为艺术家聚集到一定程度，对当地区域有利，自然会有政府或投资人考虑进一步开发，但首先艺术家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不能要求当地政府的特别照顾。而且开发也不一定对艺术家有利，虽然艺术区的聚集能产生更大的效应，给年轻艺术家取暖的空间，但更多艺术家希望自己安安静静地创作。

　　建议：政府可以扶持文化人才孵化

　　从以下三个方面能判断一个城市的文化是否有层次、有力量：一是文化的原创力;二是文化的影响力，包括城市文化的聚集和辐射;三是公共文化的力度，即这个区域能否向民众提供机会均等的、全体共享的文化服务。以上三个方面也可以作为考察区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现在的莘庄区域不具备公共性，艺术家们都住在莘庄的公寓里，跟社会没有产生关系，目前上海真正能产生公共关系的只有莫干山路50号。798的成功在于这里本身就是产业集群，虽然不是艺术产业而是其它产业，但从地域上已经产生了公共关系。因此闵行区在公共文化的力度方面没有办法形成影响，但区政府可以从提高文化原创力、形成文化聚集上面做文章，然后通过媒体等其它方式形成文化影响力的辐射——闵行本身的地域区块很散，目前形成不了辐射——如果闵行区居住的艺术家很多，又都是原创个体，别人一说起来都知道“著名的艺术家某某在闵行”，就好像今天说苏州河畔那一批原创的艺术家，这样这个区域的文化优势就逐渐形成了。

　　如果闵行政府的胸怀比较大，或者有企业扶持，闵行区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对区域内的艺术家进行甄别和补贴。现在闵行的房价相对低、空间相对大，这是“筑巢”，可以“引凤”，虽然也有可能引来乌鸦。闵行区可以形成一个组织，对入住的“凤凰”进行甄别和优惠——这个优惠不会来自房产商，因为商业有自己的系统，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比如著名评论家吴亮想住到闵行，政府给你二十万补贴用于买房;你是学文科的学生，被文化单位聘用——说明你的文化能力已经得到认可——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你来梅陇之类的地方租房我可以给你每月五百甚至一千的租房补贴。这个想法很迷幻，但是确实能产生作用。因为大牌艺术家很难引进，而年轻的文化人才事实上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比如做文化编辑的人在编辑以外还可以创作，可以为另外有原创思想的人服务。政府帮这些人减轻租房负担，表面上看不到回报，但对这个地区整体文化的影响会很明显。这样来扶持文化的投入事实上很有限，按照每人每月500元补贴来算，一百个人，一年只要六十万，这是很小的一笔投入，但可以帮助一定比例的青年在闵行区安心创作。即使提高到每月1000元，一年也才一两百万的投入，而这些青年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在我成长初期最困难的时候，我受到过闵行、莘庄政府的扶持”。政府还可以设定一个方式来遴选这些青年，或者设立基金，而这种扶持工作本身对政府也是非常有光彩的事情。要挣钱很容易，但人才的聚集、保护和扶持，尤其文化类人才的扶持，就现在来说还是非常迫切的。

　　发展文化产业要靠“人”，比如大流量的游客，这些游客还必须文化素质很高，还必须爱消费。以上三个条件对边缘地区，比如现在的闵行，是很难实现的。现在所谓的文化产业其实就是房地产开发，是很初级的运作。但如果政府和企业能够有魄力进行这样的人才孵化，文化人才就会大量聚集——对高级文化人才还可以提高补贴，比如每年两万，让他安心在这儿创作——用不了几年时间，上海很重要的文化人都会生活在这片区域，几年以后世界文化史上提到的重要文化村就不只是格林威治村了，而是上海莘庄。住在莘庄的人也会觉得很自豪——我住在这儿，说明我的文化层次比较高。

　　乐坚：上海没有艺术生态

　　乐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

　　乐坚2005年住到莘庄，在自家书房进行创作，没有另租工作室。他对聚居莘庄中村路的艺术家很熟悉，但没打算搬过去。作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乐坚已经作了二十多年出版工作，主要时间都放在出版方面，只有晚上、周末等业余时间创作，“因为时间紧张，我必须保证自己在8小时的工作时间以外，随时随地进入创作状态，目前只有在家里能保证这个状态。”乐坚说如果在别的地方有工作室，大多数时间都会空置，没有精力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回到家再出门去画画——有时候会想干脆早点退休，专事创作也不错。毕竟学的专业是绘画，本来都是想做职业画家的，但毕业时同学们分到出版社、学校等各个单位里，就这么几十年过来，客观条件不允许。

　　“上海的画家相对比较独立”乐坚说，住在哪里区别都不大，中村路有艺术家工作室的集群是因为房子空间合适，价格也不贵。最先有几位艺术家在那边买房子作工作室，然后相互介绍，过来的朋友越来越多。

　　乐坚的很多艺术家朋友住在浦东、青浦、朱家角，他还是像以前一样上门拜访，不会因为距离远就减少联系。莘庄交通也算方便，出版社到地铁一号线常熟路站不远，乐坚早上乘地铁来上班，避免堵车，下班之后单位也有班车到莘庄。住在莘庄唯一的改变是登门拜访的陌生客人少了，这样反而更好。

　　以乐坚多年的观察，上海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艺术生态”——他认为这个词并不适合上海，因为只有形成一种明确的群体概念，有一批人数众多的艺术家有共同的志向、艺术目的和生存环境，才能形成“生态”。但上海艺术家在这些方面并不主动。不管住在哪儿、工作室租在哪儿，他们唯一考虑的是自己的生活上是否方便，不会像北京等地的艺术家想要依靠群体的力量。外地艺术家来到上海也变成这样游离的状态——或者他们本身就为了体验这种纯商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而来。有的艺术家会带来一大批人或自己的艺术概念，但上海的艺术环境不会因为这种概念的引入而发生改变。浦东在几年前曾建起一个画家村，先树概念再招租艺术家，刻意打造，但最后还是散了，因为这种形式在上海的商业氛围中很难生存。乐坚认为最好不要用所谓“生态”来划定艺术家的圈子，而是让艺术家慢慢进入这种氛围，按照自己的个性和生活习惯来改变自己的艺术状态。

　　“凭良心说，我觉得上海的艺术家更学术化。”乐坚说，大多数上海艺术家不会急于把自己的作品变成一种成功的符号。比如丁乙等画家年轻时就租一个工作室一直画，一年两年内作品不被承认也没关系，自己慢慢研究，不会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炒起来。乐坚说他现在每年能画50张油画，1000多张钢笔画，一两百张水墨作品，都堆在家里，办展览也不会请媒体宣传，而是请一些熟悉的藏家进行小规模的作品展示——这样画上三五百张作品堆在家里的艺术家，在上海不是少数，导致作品越堆越多，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

　　乐坚也不认同利用媒体资源为艺术家朋友炒作的作法，因为反而炒作对出版社不利。他觉得现在一些媒体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炒作，这样对媒体行业不公平，对读者更不公平——“读者拿自己的钱买报纸、杂志来读，得到的却是虚幻的信息，这样不好。”乐坚说，“一般的媒体应该对新的现象有敏感度，及时报道，这是媒体的力量。但成熟的媒体要有自己的思考，要站在比较高的位置对现象做总结，这是对历史的贡献。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这种体制的媒体能做的，一个现象必须足够让美术史来关注，能够从学术讨论的层面来做，我们才开始做选题，最后做成书。”

　　对现在的莘庄，乐坚说如果周边商业环境以及政府的政策能让其生存下来，三五年内可能形成一个亮点，但如果政府的期望值过高，急于将其运作成商业性的艺术城，结果会适得其反。北京的798就是例子，政府和媒体的过度关注，让物业觉得“不得了，我这里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创意区了，这些艺术家太有钱了，我为什么不多收点房租呢?”于是房租暴涨，导致现在的状况。其实艺术家根本没钱，作品动辄拍卖几千万的艺术家少之又少，只是大多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会让人误认为有钱而已。

　　陆春生：小日子大空间

　　陆春生：新媒体艺术家，现居上海

　　新媒体艺术家陆春生用镜头把日常生活变得细致而独特，他自己的生活却平淡寻常，比如坐在空旷的新工作室里慢条斯理地聊天、泡茶、养花。

　　陆春生的工作室2009年1月刚搬到莘庄，在地铁一号线终点不远的莘朱路。从“莘朱路816号”的门牌下面走进来，长长的街道两边交错着不少工厂和仓库，有的热闹，有的冷清。路面算得上干净，来往的车辆也不多，因为安静而拉长了时间，感觉走了很远——其实不过几分钟而已——到一家制鞋厂右转进门，绕过喧嚣的车间走到厂院深处，陆春生站在倒数第二排厂房的楼梯上招手。他现在的工作室旁边曾是行为艺术家张洹的工作室，现在张洹已经迁往别处。

　　陆春生家在桂林西路，每天骑自行车半小时到工作室，相当方便。他为了找到合意的工作室，用一年多时间几乎找遍整个上海。但市区的仓库要么不够干净，要么租金太高。陆春生向往的工作室要有老式的整根原木房梁，构架结实漂亮，有一种时间积淀的味道。他说现在莫干山50号的丁乙工作室就很接近他的理想。现在这间工作室年代比较新，钢结构的房屋结构单薄，雨天房顶还会渗水，但综合来看已经非常理想，尤其租金便宜，三百多平米的空间，三个月的租金一万多，内环已经决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价格。

　　陆春生的工作室在厂房二楼，原本整排厂房只有一个入口，一舟等四位艺术家去年找来，划去几百平米空间，房东为他们打了一面到顶的石膏隔墙，在楼侧重新开门并在外面加了直达楼梯。计文于得到一舟的介绍来看房，一眼看中，拉上陆春生又隔去五百多平，同样在楼侧开门、加楼梯，之后两人自己划分空间，做了半高的隔断，对着隔断上空喊一声，对面听得清清楚楚。计文于这天不在工作室，门上挂着一把普通的黑色铁锁，陆春生用的则是两把MASTER的大锁，是他专程到百安居买来的，还被计文于调侃。计文于说我的门上挂普通锁，小偷会觉得这里没什么值钱东西，懒得光顾，这叫“空城计”，你用的锁越值钱，别人就觉得工作室里的东西越值钱，反而招贼。陆春生笑说目前来看还不至于被盗，工厂进门处有保安，厂内也有几家别的工厂，人来人往很安全。这里原先是一家制鞋厂，现在归当地村委管辖，几排厂房分别租给小企业、搬运公司和艺术家。陆春生说村委很乐意租给艺术家，觉得他们干净又省事，还让现有的艺术家介绍朋友过来。艺术家申凡上个月也来看过。

　　工作室签了五年租约，陆春生打算花点时间慢慢做成合心意的空间。房间之前脏而乱，很久才打扫干净，现在还空着，陆春生说要好好想想该做成什么样。工作室的墙边摆着他买来的浅色木板，自己动手拼装。现在只拼起来半个厨房，厕所还没隔断，窗下赫然一台白色的坐便器，从各个方向一览无余。房间正中已经搭起一个十平米左右的钢结构框架，即将做成一个基本封闭的小房间用来剪片子，工作太晚还可以睡在里面。陆春生说大空间的工作室用来创作很舒服，但住起来总是别扭。

　　现在白天的所有时间，陆春生都泡在工作室里，两个月没做作品，每天放着音乐喝茶、做木工，摆弄从家里搬来的十几盆植物——这些绿色植物原先摆在家里的阳台上，由于光线不足，要用力向有阳光的一侧伸展，一个个都长得“跑偏”了。现在这些植物在窗边坐成一排，阳光从宽大的窗户洒进来，它们也终于可以舒服地喘口气。陆春生说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到底舒心一些，之前他和妻子丁培莉都要在家里创作，非常拥挤。现在有了大空间的工作室，妻子也能画些大尺寸的作品。

        (本文部分刊于《艺术世界》杂志第2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