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凌简介：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世界上古史和西方史学史。现为首都博物馆馆长。

　　1905年1月14日，清末状元张骞创办的“南通博物苑”破土动工，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博物馆的诞生。时至今日，中国的博物馆已静静地走过了104年。虽说与之馆藏的文物相比，中国博物馆的历史也只能算是文明旅途中的一小步，但这一小步却坚定地佐证着中华文明的前行方向。

　　国际博物馆日之际，我们走访了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先生，听他为我们解答中国博物馆存在的若干疑问和目前的发展现状……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博物馆以历史知识为主位的现象?

　　郭小凌：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博物馆情况不太了解而得出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国外的博物馆一般是艺术的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一般是历史的博物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以首都博物馆为例，它是一个综合博物馆，其中就包含了艺术展的功能。国内的最好的博物馆往往也是艺术馆，就类似于卢浮宫，类似于大英博物馆。比如说故宫博物院，比如说上海博物馆，这都是艺术博物馆。

　　大部分的省级或者国家博物馆，都是以一个地区史为主线而展开的综合的博物馆，包括人文地理、历史、艺术甚至自然等等。国外博物馆的各种类别在国内基本上都有，包括最新的生态博物馆，是保持原有某一个村落的自然状态的博物馆，这类的博物馆在国内已经建了不少了，在国际上也是走在前面的。

　　所以，这种以历史为主位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可能是因为观众所参观到的博物馆，一般主要是一些位于城市中心的省市级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作为这个城市的名片，当然首先就会展示这里的城市史或地区史。比如首都博物馆十五个展厅中有一个基本展厅就是北京简史，从三千多年前到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可是剩下的大部分展厅，主要是艺术的。比方说六个珍品展厅，基本上都陈列着佛像、瓷器、青铜器等等，以及北京民俗和戏曲的展厅。

　　记者：怎样看待文物回归与文化遗产的世界共享?

　　郭小凌：海外中国文物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尊重历史。

　　流失海外的文物中，有些的确是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状态下，被外国侵略者掠走的，比方说大量的圆明园的文物，基本上都是被掠夺走的;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文物是在我们国家没有比较强的文物保护意识的情况下，被许多外国业余的或者专业的收藏家、旅行家、探险家买走的。也就是说，流失到海外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法的，这一点我们需要承认。现在我们国内有一个笼统的印象，好像都是被西方的列强掠夺走的，实际上有些是，有些也不是。很国海外藏中国文物，确实是有着合法的来源证明，这在大英博物馆里面也数量不少。那时候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和居住在中国的侨民都很多，有很多文物是中国朋友赠送甚至中国书法家直接为他们而作的。所以流失的问题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整齐划一的。

　　不光是中国，世界上许多其它国家也存在着类似文物流失的问题。希腊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就被英国文物收藏家，也是个文物贩子埃尔金卸下来，只少付了少量的钱就运出希腊了，现在成了大英博物馆最著名的藏品之一——埃尔金大理石浮雕。整个希腊从政府到民间，每年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去追讨这个浮雕。所以，如果我们确认了文物流出的手段是非法的，我们也应该去追索，表示出我们的立场。

　　现在国家文物局就有很明确的立场，如果要在中国举办国外藏中国文物的展览，必须要提供藏品合法来源的证明。此次首都博物馆正在举行的70多件元青花瓷器展，就有从国外的征集的展品，比如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元青花藏品。由于有了这个规定，很多国外的收藏家或者博物馆因为无法提供合法的来源证明，就不能参加这个展览了。

　　记者：中国博物馆会不会尝试去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精华?

　　郭小凌：二十世纪之前，我们国家没有博物馆，1905年中国才有了第一座博物馆，国家才逐渐地有了文物保护的意识和措施。由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是世界文物流动和收集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恰恰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期，而西方列强却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用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的外国的文物，才得以形成了今天世界上那几座最著名的博物馆。所以说，基于这个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就可以收藏全世界各个文明的文化遗存。而我们的博物馆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只能收藏我们自己的、本民族的文物。

　　其实到了今天，即便是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博物馆，也没有能力再大量地增添其它文明的文物了。虽然他们也尽力在收集，但是因为经费有限，同时其他国家是否允许出售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他们的博物馆也面临着和我们相似的困难，想再增加其他文明的收藏，特别是精品的收藏，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方面完全没有机会了。目前在国内或者国外，还有一些民间的收藏品是非常珍贵的，这些文物现在还在私人收藏家的手里，我想从趋势上，这些文物最终还是要流入到博物馆收藏。

　　记者：怎样看待博物馆主题对参观观众观念的引导?

　　郭小凌：对于一个事物，总是见仁见智。全世界的博物馆都会对观众的判断有所影响，也许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的博物馆都会有说明牌，说明牌上文字的作者肯定有一定的价值观，有对事物好坏优劣判断的一些标准，而文字作者便会把这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就融汇到了说明牌的文字当中、解说词当中或者布题的前言当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跟所有的文字表达的东西一样，比方说一本书或者报纸上的任何一篇评论看上去都是客观中立的，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作者本身的观念在里面，甚至有些文字就是为了表达作者本身的视角。当然也确实有一些超越了阶级、性别等等各种社会分类的局限，从全人类或者整个社会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人，但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不能摆脱自己的教育背景、自己看问题的立场。有人对抗战博物馆提出异议，说你们怎么提倡反日啊?博物馆说：我们只是展示，并非是在宣传反日，而反对那个时期日本的暴行。

　　记者：国内博物馆生存的首要困难是什么?

　　郭小凌：就首都博物馆来讲，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非盈利的公立博物馆如果想要做出好的展览，就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而支持的多少，我觉得恰恰是影响到博物馆运行质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比方说，首都博物馆由于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它能推出许多高质量的临时展，这就使得前来参观的观众打开了眼界，不用出国就能看到卢浮宫展线上最好的展品。

　　国内许多博物馆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经费的问题，当然也有博物馆自身的问题，好的博物馆得有好的管理者，有懂行的形式设计师，有专业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等等。可是公立博物馆如果经费匮乏的话，它是很难运营好的，有些博物馆门可罗雀，因为要举办一个展览是需要钱的，比方说我们要举办一个大英博物馆的展览，那是需要上千万的资金的，可是地方没有这么多的经费，他们连人头费都要去精打细算。

　　记者：首都博物馆的讲解员体系是怎样的?

　　郭小凌：首博的博物馆讲解员队伍，我觉得目前在国内博物馆讲解员队伍中属于比较出色的一支。我们在新馆的建设当中就开始招募和培训新的讲解员，解说员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包括一般的行为举止等等，都经过了专门的训练。

　　一般来说，博物馆的讲解员队伍都是从职业的中专的或者高中毕业生中招募来的，当然也有部分大学生，但是好一些的大学或说重点大学的学生，那几乎没有。同时解说员的素质和历史文化修养应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长期的个人努力学习和培养，所以我们也提倡讲解员自己要自学，一名优秀的讲解员是需要经过时间和个人经历的投入。

　　除了专业的讲解员以外，首都博物馆还花费很多精力培养了一大批志愿者。最近我们就选送了首博三十几名志愿服务时间较长的志愿者到景德镇去，亲历用传统方法柴窑来烧出的瓷器的全过程，丰富他们的知识，以使得他们能在讲解中更加深入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