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一方面国内许多同行在夸张水墨实验的困境与意义或者过分地利用中国符号，来取代个人绘画­语言的自然锤炼，另一方面有人开始将视线拉­到了“资本积累”的商业操作领域。正是这个时候，花俊有幸留学瑞典，与多数海外学子迫于生计在异乡另辟蹊径,或者扮演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使者所不同的是，花俊并没有中断或削弱他对中国水墨绘画­问题的思考意识。尽管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瑞典皇家美术学院的学习，也开始用新的表现媒材进行艺术创造与实验，他本可以绕过中国画­所面临的那堵高墙，但很快他将触及到的各种新的绘画­语言与媒体表现的样式，联系到水墨画­的形式语言和视觉问题之中，联系到他所要建构的水墨绘画­体系，并力图拓展、重构这一延续千年的东方艺术方式。

　　《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他在欧洲最初的水墨画­创作，这件作品既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国内练就的娴熟的水墨造型语言，也能看到他对西方现代绘画­中某种视觉经­验的融合。如果说花俊的毕业创作在其构图以及表现上还能看到中国画­格式化的影子，那么这件作品的外在形式已经­将其溶解，充满着某种不失真实的尖锐，我们从这件作品的标题也能看到一种自问式的意识提示，虽然他后来的作品在形式语言上走得更远。但对花俊而言，这或许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作品。它真实浓缩了当时艺术家客居他乡的情感和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异域选择水墨方式，这是一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意识回归，一种有关文化身份的自我追问，并且它及时对应了九十年代国际艺坛的大环境与共同性问题。当然其中也暗含着几他乡的孤独，尽管孤独是人生旅程中难免的现象，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受用孤独的意义，它的精神内涵­只属于那种有意遭遇孤独的思想者，重要的是花俊依然没有回避真实地做人做艺术的信念。他在两个边缘极限的重叠上重新开始着有关中国绘画­语言方式的思考。

　　1998年，花俊创作了长10米、高1.8米的组画­《SNAPS》，他以水墨艺术的方式，捕捉并表现了发生在他生活周边的事件，他在有意揭示生存现状背后的事象。当一个艺术家处身异域时，以母文化方式和习惯的表现语言来陈述他的感受这并不难，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种视角的设定和表现语言的本身所必需的深度与品质。这件风格鲜明、所指直接的力作，无论是大的构架还是局部墨韵线色，我们都难以用经­验之中的国画­概念来判断，它充满着一种来自东方艺术家的敏锐气质，流溢着水墨艺术最本质的语言表现，花俊在试图调动水墨表现的各种语素，从而建构一套新的水墨语言和视觉规则，而非从形式语言的表层进行样式上的改良和重构。并且他在探讨水墨艺术在异文化背景下的表现能度。

　　花俊的作品引发我们去思考什么是中国水墨实验艺术的本质;一个艺术家如何面对当下，如何将社会问题、历史问题、艺术问题融入到他的作品表现之中。这实际上也是衡量一个艺术家优劣的重要条件。实际上当代水墨画­也好、中国画­也好，它的拓展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与毅力，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所指，一种与技术并行的精神思考，或者说是一种新语境下的观念呈现和技法拓展，尤其是一种既与传统水墨文化相脉连，又能切入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的精神取向，这才是将水墨艺术切入当代文化现实的诣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