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天下第一玩主”王世襄先生逝世的消息。记者给他所加的头衔有“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其实，这些头衔远未穷尽王先生的成就。他擅长书法，堪称“书法家”，又精通饮食之道，写过谈吃的美文，称之为“美食家”并不夸张……在其丰富的人生面前，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都显得过于单薄了，如果硬要给他送一顶帽子，“情趣大师”大概最为恰当。

　　是的，追求生活的情趣，在平凡物事中寻找丰富的蕴含，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就这样自然修炼成了“大师”。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王世襄工作所具有的巨大文化意义，但似乎有必要指出，这种意义于王先生本人来说，应属“无心插柳”。他当初在收藏那些或稀奇古怪或稀松平常的玩艺儿，下工夫探究本末时，其原动力就是单纯的“喜欢”。不论货币意义上的世俗“价值”，还是文化意义上的精神“价值”，原都在其考虑之外。也只有这种最纯净的情感，最自由的心灵，才能久远地支撑一个人在一种简单而丰富的生活中如醉如痴。

　　“这样的人以后很难出现了!”面对王先生的辞世，类似的感叹让人五味杂陈。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在多方面取得惊人成绩的文化老人，更大的遗憾也许还在于，随着王先生的辞世，“生活情趣化”有成为绝响的危险。

　　略知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生活情趣化本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魏晋名士，“自笑平生为口忙”的苏东坡，都以自己的个性将平淡的生活演绎得趣味盎然。只是社会几经变迁，生活的情趣化当下才越来越为我们所陌生。如果没有王世襄，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原来生活居然可以这样去过。

　　追求生活的情趣化，当然也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有心人当能注意，王世襄先生的各项成就虽早有基础，但均大放光彩于其下半生，正是其衣食无忧、生活稳定的黄金时代。然而，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这仅是生活情趣化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其他主、客观条件也不可少。首先，应该像王世襄先生那样情感纯净、心灵自由，没有这一点，家财万贯也只能催生以吃天价饭为荣等恶趣，而“恶俗化”实为“生活情趣化”的第一个敌人;其次，一个在文明线上的社会，不应以生活一律为特征，崇尚粗鲁、粗陋，限制人们追求高雅和精致。“粗鄙化”实为“生活情趣化”的第二个敌人。我们这个社会，一度把“粗鄙化”当做生活的正轨，随着经济的发展，口袋鼓起来的人们又陷入了比拼豪富的“恶俗化”陷阱，都与“生活的情趣化”背道而驰。王世襄先生的存在，及其逝世，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生活的机会呢?

　　“生活的情趣化”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目标，对于尚在为温饱奔波的人，让其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完全一致肯定是苛求，但无论是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轻易实现的，那就是避免恶俗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