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草虫写生册》是明代绘画奇才陈洪绶难得一见的精品。册页共十二开，绢本设色，分绘茶花蝴蝶、桃花蛱蝶、萱花蜗牛、牡丹蛱蝶、蔷薇蝴蝶、紫菊蝴蝶、竹禽、水仙竹叶、古槐双禽、红果草虫、奇石、梅石等景物，款署：“谿山洪绶写于榕醪山馆”，每开俱有“洪绶”朱文长方印及清人孙均对题，册前有签条“陈章侯花鸟草虫写生，看篆楼珍藏，药房书签”，画后有崇恩、潘厚、潘景郑三题。

　　看篆楼是清人潘有为的斋号，潘有为字卓臣，番禹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博學多聞，精于金石、彝鼎，醉心搜羅古錢、古印与書畫，开广东鉴藏文物风气之先河，广东著名藏家潘正煒听帆楼的许多金石藏品正是来源于其二伯潘有为的旧藏。“药房”是乾隆进士、翰林编修张锦芳的号，张以诗书画俱佳名世，青年时就得到当时名流纪晓岚、钱大昕的赏识。潘有为与张锦芳同为翁方纲的弟子，想必潘欣赏张的书法，便请他为自己的得意收藏题签。为每开画作对题的亦是乾嘉时期的一名篆刻家孙均，孙出身名门，为内阁大学士孙士毅之孙，嘉庆元年袭三等侯爵，后奉母南归，侨居于苏州名园环秀山庄。画史记载，孙均不仅工于篆隶，亦善写生，花卉得青藤、白阳神趣，正因如此，他才对陈洪绶的作品心有戚戚，或诗或论，极尽赞美之辞。画后三题，皆出于知名藏家：崇恩为清宗室，藏书家，官至山东巡抚，工书，善画山水;潘厚、潘景郑兄弟是吴门望族，家有藏书三十万卷，至于金石碑帖、历代尺牍、名人书画亦多有收藏。

　　陈洪绶的绘画，尤其是他以之驰誉艺坛的双勾设色花鸟画，其特点有三，一是造型的古拙，二是色彩的古艳，三是线条的寓迟涩于劲挺，既厚重且圆润。此件《花鸟草虫写生册》从款字来看，是陈洪绶年四十左右的作品，正是画家精力弥满，技艺臻于炉火纯青的时候，无论是造型，色彩还是线条都表现出陈氏的典型特征。桃、竹、梅、萱花、水仙、红果、蛱蝶都是陈氏花鸟画中常见的题材，在画家各时期的作品里反复出现。诸如桃梅古树虬曲粗壮、布满结疤的枝干;桃花、水仙硕大而饱满的花瓣;萱花樽形的花朵、长条状的叶片以及布满花朵与叶片的极具装饰意味的脉络;缀在叶片落尽的枝头的红果;皱褶繁复、轮廓尖峭的湖石;少许残破的双勾竹叶;几何状的蛱蝶，这些独一无二的形象可以说是陈洪绶花鸟画的标志。设色方面，此册也秉承了陈氏的一些习惯，比如画家喜欢用一些蓝色的小菊花作为画面的点缀，《红果草虫》这一开中的树干后就画有此种小菊花，画家巧妙地用这一点点蓝色与作为主题的红果对应，既点醒了画面，又丰富了层次。再如，陈洪绶在作双勾白描竹子的时候，为了突出竹叶，常喜欢沿着勾勒的线条的外沿渲染一层淡淡的花青色，这种绘画方式无论是在早年《父子和册》(约1627年作，翁万戈藏)中的《梅竹》一开，稍后的《花鸟图册》(1633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中的《幼竹蜻蜓》一开，晚年的《竹石萱草图》(约1649作，南京博物院藏)以及《春风蛱蝶图》(1651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中，可谓比比皆是。这本册页中有三开画有双勾竹，都采用了这种画法，即便在《古槐双禽》一开中的那两丛新篁只是作为点缀的背景，画家还是不厌其烦地作了渲染。如果说造型与色彩是绘画的外在皮肉，那么线条笔墨则是千古不易的骨力与精神，也是一个画家绘画风格最难模仿、最具个性的特征所在。在本册中，画家展现出来极其深厚的驾驭线条的功力：勾勒竹叶时线条犀利，重起轻收，刻画出竹叶薄而边缘锋利的特征，与上文提及的几张画竹作品如出一辙。描绘水仙与萱草的长叶片时则用较粗的线条，行笔略缓，顿挫也不明显，表现出这种叶片肥厚的质感，与《花鸟图册》(1633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与《杂画册》(约1651年作，南京博物院藏)中的水仙及《花鸟草虫图卷》(约1651年作，上海博物馆藏)中的萱花类似。至于牡丹花的丰腴、桃花花瓣的轻盈、蝴蝶草虫须腿的尖挺，虽然不一而足，却都有陈洪绶独有的笔性特色：既婉转流畅又雄浑沉厚，看上去圆润潇洒，细细体会却充满凝重迟涩的趣味。

　　翁万戈编著的三卷本《陈洪绶》第一卷第五章《陈洪绶书画的鉴定》一文中提及署名陈洪绶的三本册页：《杂画册》十二开、《山水花鸟册》十二开、《仿宋花鸟册》(开数不详)，据刊出的图片来看，《山水花鸟册》中有四开、《杂画册》与《仿宋花鸟册》中各有一开完全与这本看篆楼藏《花鸟草虫写生册》相同。而细审这三本册页，确如翁万戈所说：“用笔细弱拘谨”、“软弱及板滞”、“有板、弱以及形式主义化之病”，应是后人参照陈洪绶真迹仿造的赝品。而据翁氏记述，此三本册页前后也没有时代接近且可靠的藏家题识。以此看来，看篆楼所藏的《花鸟草虫写生册》很有可能就是前述三个仿本所参照的陈洪绶真迹。再者，本册中陈氏印章为翁氏所录陈洪绶印谱中所不见，可证此册为翁氏当年所不曾见，并可进一步推论此册当为翁氏所论三本伪作的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