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底在宋庄举办的首届收藏家年会聚集了国内收藏家、评论家、画廊、拍卖行、文化部文化发展研究所、北京银行的诸多代表，共同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现状、当代艺术价值标准以及不同行业如何合作促进艺术市场的良性发展等问题。10月几十位国际艺术知名人士从世界各地齐集北京，参加一年一度今年移师北京的全球艺术品收藏论坛(Global Collecting Forum)。这次由中方努力促成的全球艺术品收藏论坛能够在北京举行，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艺术界希望国际人士不再雾里看花，而是真实地感受中国及中国当代艺术，正如潘公凯致开幕辞中说“论坛有利于外国朋友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艺术，有利于中国艺术更好地融入世界大家庭”。编者从论坛与会者发言中摘取重要观点，对两场论坛内容进行交叉整体的报道。

　　收藏家是维系艺术的重要力量

　　艺术品被艺术家完成后，便进入了更宽广的社会范畴，进入了公共评论体系，进入了市场交易体系。从最终完成意义上说，艺术家赋予了艺术品一半的生命，而另一半依赖于机构展示、不同观众的阐释以及从中介流通到收藏家手中的交易过程。可以说，从文艺复兴的美第其家族到如今的收藏大腭如Eli Broad、Francois Pinault、Steven Cohen等，收藏家们并不是艺术系统的唯一力量，但绝对是中坚力量。纽约MoMA、大都会、巴黎蓬皮杜、洛杉矶当代美术馆这些赫赫有名的机构背后无不是有仗于慷慨收藏家们每年逾千万美元的赞助。英国艺术家安东尼·格姆雷说：“我现在在世界三个博物馆和两个私人画廊做展，如果没有私人收藏家资金上的支持，我现在所实验的一些大型的项目几乎是无法完成的。收藏家在情感上对艺术做出了反应，希望投身其中，实际上这是艺术家的最高成就得以实现的时刻。这是艺术家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信任。”在中国的历史中，有着很深厚的艺术收藏和赞助传统，哪个皇亲国戚、文人雅士家中不是盈满家具古玩、琴棋书画。但在上世纪50-90年代，由于时代原因收藏出现了断层期。艺术家周春芽谈了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在收藏断层的年代，不仅整个社会对艺术不尊重，对艺术家不尊重。艺术家自己都不尊重自己。我是1971年开始画画，一直到1991年，20年我画了非常多的画，非常勤奋。但是现在保留下来的非常少。什么原因?不尊重自己的艺术。我们家乡(指四川，编者注)还有一个人，叫张大千，张大千在我们家乡很多人不知道，看不见他的画。”

　　收藏家回归的时代

　　前几年的艺术市场过热，一方面不利于艺术家深思熟虑地创作，只是机械地寻求某种满足，以及出现为了创新而创新的荒诞性创作。艺术市场充斥同质化商品，而不能足够地呈现艺术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正如市场分析专家赵力指出：“价格增长过快的一个结果是收藏家被边缘化了，很多收藏家原来是很积极地成系统地收藏，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不断膨胀的价格，他就会有一些顾虑，有一些能力达不到的地方。剩下可能只是投资人，或者炒作的资金”，因此积极地来说，“金融危机把泡沫挤出去了，价格回归，收藏家又回来了，收藏家回来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回到了比较正确的一个时代，这就是以收藏家唱主角的时代。”

　　收藏家的困惑

　　如果肩负着保留和延续时代精神财富的使命，中国的收藏家们理应更多地介入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们起步甚晚，社会的艺术氛围和教育系统又欠缺，因此首先称得上是收藏家的已是凤毛翎角，其次当他们重回舞台时是满带困惑而归的。收藏家张锐直言不讳承认8年前涉入当代艺术收藏是基于投资愿望。但现如今无论论其收藏规模或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都可以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张锐同样直承他如今的困惑：“面对我们今天当代艺术收藏，我认为不光是资金的困惑，另外更重要的是学术的困惑，是完全不知道，把F4，八大金刚都收完了我们该怎么去面对下一步的收藏了。”基于收藏家们的困惑，首届收藏家年会的主题定为关于艺术价值标准的的讨论。问题的提出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答案的给予却期待各种力量的努力，眼前的任务急迫而艰巨。如今美术馆价值导向功能的薄弱、批评系统的缺失、市场操作的不规范，令藏家们深感无助。一方面藏家需要通过学习建立自身的审美标准，另外需要专家的意见和画廊经济人对新的优秀艺术的发现。栗宪庭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谁来确定艺术的价值和价格”的问题时，给没有标准的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愿望，“艺术家也好，批评家也好，收藏家也好，每个人都要真诚地面对艺术，面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关于收藏什么，经纪人卢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一些正在工作的前辈艺术家，他们转型期的发展，和他们重新整理自己历史文献和作品的过程，包括以前很好的方案现在也在实施。另外就是新一代艺术家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每天都会创造一个神话。”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收藏家

　　在西方，由于相对成熟的艺术环境和体制，机构收藏和个人收藏都很少有中国藏家面临的困惑。在金融危机远未消退之日，资金链是最大的问题。除了私人收藏，西方公共机构收藏同样是支撑艺术市场的重要力量。此次来华参加“华彬论坛”的艺术收藏机构代表有费城巴恩斯艺术基金会主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现当代艺术部主席、维也纳列支敦士登博物馆馆长、伦敦考陶德艺术学院总监和前英国艺术基金会总裁。这些公共机构无不拥有百年以上收藏历史，拥有丰富的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收藏。这些机构成立之初都是缘于个人或个人群对同时代艺术的收藏爱好，后发展成公共的收藏机构和教育机构，为当地艺术生态的丰富和保存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经验虽然不能针对中国的机构起到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但他们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艺术收藏如何保留了历史的每个进程，延续文化、启迪人心。比较之下，中国艺术机构的代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和保利艺术博物馆馆长蒋迎春在发言中则更多地坦言了国内机构收藏发展不善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王馆长指出几点问题：“由于美术馆资金不足导致主动性的收藏机会少，多数依靠捐赠;缺乏长期系统性的收藏规划;对藏品把关不严，涉及出租场地和人情原因;民间捐赠少。”蒋馆长总结出的问题有：“国内百强企业中涉及艺术收藏的少;政府支持政策迟迟未出台;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如艺术品抵押贷款;国家美术馆、博物馆缺少与民间和私人收藏家的合作。”其他行业服务系统和国家政策的缺失确实导致了民间和个人力量对公共艺术机构支持不足以及局限艺术市场的发展扩大。例如收藏家在资金短缺时，无法抵押艺术品向银行获得贷款，无形就增加了收藏家收藏的难度。国内对于个人向公共艺术机构捐赠抵税免税政策也未落实，打击了民间收藏和捐赠的热情，而西方多有类似政策，法国的艺术品捐赠更可抵60%的所得税。关于调动民间力量，英国艺术基金会有着成功的先例。据前基金会总裁David Barrie介绍：“英国艺术基金会真正做到了‘集江河之流汇成大海’。基金会现拥有8万名会员，每年集资500万英镑，资助英国各大博物馆购买艺术品，挽留了许多本土艺术品不致流失海外。”这样的民间资助规模如果没有捐赠抵税政策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如今的国内现状望尘莫及的。

　　后记：如大多数论坛，在这两场收藏论坛，与会者多是抛出自身的困惑及其周遍的现实以求不同体制不同系统内的人们信息交换互相启发引导，但最终能否有令人满意的针对现状问题的解决之道则不可苛求。收藏家年会表达出的收藏家的培养需要整个艺术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的完善，全球收藏论坛中国际机构和个人的经验有无在中国扎根的可能性，都有待时间来回答，只是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在这段时间中为了等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应该切切实实地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