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们的抽象艺术的话语

　　何桂彦在《遮蔽与显现：抽象艺术需要的不仅仅是市场》(雅昌艺术网12月15日)一文中认为：近年来，抽象类的作品在国内一些重要的拍卖和艺术博览会上频频出现，它们以高价卖出，不断刷新过去的市场记录。悄然之间，抽象艺术的复兴竟成为了美术界和收藏界一个热衷讨论的话题。艺术市场对抽象艺术的接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它可以成为当下抽象艺术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但是，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中国抽象艺术的收藏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极少数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在拍卖中屡创新高外，大部分的抽象作品仍无人问津。抽象艺术能否复兴，在本质上与艺术市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关键的地方仍在于，我们是否能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抽象艺术的艺术史话语，将中国的抽象艺术与它身处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联系起来，从而在艺术史的梳理与书写中呈现出它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换言之，抽象艺术史的书写既是一个“去蔽”的过程，也是一个显现抽象艺术价值的过程。事实上，当下与抽象艺术有关的市场行为仍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否则就会催生出大量的“伪抽象”作品。

　　批评理应参与价值建构

　　杨卫在《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批评家》第11期)一文中认为：过去之所以能够涌现出许多触类旁通的全才人物，主要是基于一个稳定的社会价值系统，文人作为承载这种价值的核心力量，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受到这种价值的天然庇护。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等准批评家，但他们的批评视野主要还是依赖于文本，近似于借题发挥，属于二度创作。这也基本构成了过去所谓“文论”和“画论”的一个阐释框架，即批评理论作为创作的一种引申，本身就被创作所包涵。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说在一个稳定的价值系统内，批评很难从创作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旁证，那么在一个价值动荡时期，批评就有可能与创作一样具有价值建构的同等内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比创作更加直接，也更加深刻有效。在一个价值稳定的系统或时期里，诸如文人画系统，判断或者眼力是一种鉴赏家的眼光，而在价值体系的大变动的时期，判断的本身和过程即是参与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

　　艺术品典当的四个缺陷

　　西沐在《中国艺术品典当应该怎么走?》(《美术报》12月12日)一文中认为：艺术品典当的运作流程可分为五步：一是鉴定，不仅在于真伪的判别，还要对其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做出判断;二是评估，不仅要对艺术品本身的优劣高下心中有数，还要熟知市场行情;三是价格协商，典当行的估价和委托人的心理价位如果有很大的落差，就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四是封样，将艺术品用骑缝签字封存于金库，实地录像;五是支付当金。由于目前国内的拍卖市场比较混乱，实际的拍卖价格水分很大，这让保险公司不得不谨慎行事。即使典当公司与送典人在价格上达成一致，也很难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特别是目前艺术品市场造假的情况比较严重，有些赝品甚至可以瞒过专业人士的眼睛。比如有人拿价值几百元的赝品到典当公司典当，说是价值很高，但典当成功后，又不赎回，典当公司的损失就会很大。艺术品投资巨大收益的背后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因为艺术品典当的缺陷有四个：一是流通性差;二是真伪难辨;三是潮流易变;四是品相难以保持，发黄、折皱、破碎都会降低艺术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