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广

　　2009年10月14日，摄影家卢广凭借《关注中国污染》专题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奖，成为中国内地受此嘉奖的第一人。

　　独立摄影人卢广获得了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著名摄影家萨尔加多、纳切威等人都是此奖的获得者。卢广的获奖作品是《关注中国污染》，在这组作品中，卢广以强烈的影像，把中国的环境现实摆放到我们眼前，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提示我们，发展至上所带来的是你必须吞咽和承受的恶果。看卢广的摄影，我们无不产生更大的担忧，那就是，没有约束的发展究竟是好事还是更大的灾难?

　　卢广的体制外身份，是谈论卢广和评论他的工作时最容易被提及的一个方面。人们会注意到他克服了体制外身份带来的不便，并依此认为他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是更为可贵的事情。实际上，表面上的体制外身份，也许会让他更容易接近真相，但与此同时，这也需要他面临被利益相关人抹“杀”的生命危险。卢广的问题，并不在于体制的内外之别，而在于一个记者是否有勇气与良知来面对现实。

　　尽管卢广定义自己的摄影实践为“纪实摄影”，以此来回避新闻报道摄影的专业规训所可能引起的批评，不过我觉得，是否符合某种已经成型的样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提出了什么问题，呈现了怎样的真相，尤其是在一个有着这么多问题的土地上，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的记者去揭发和报道。

　　只是有些吊诡的是在中国的新闻摄影记者中，有一个通行的、多少有些奇怪的说法：为了明天而拍摄。这种将自己的行为自我正当化的犬儒表现背后，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机制，使报道者感到恐惧，他们为此而不能、或是无法公开发表这些拍摄于今天的照片。如果记者不是为了当下而工作，那么谁还需要记者这个职业?卢广的获奖对他的同行是一个警示和提醒，像环境污染这样的严峻问题，你拍摄完成后，最好不要“为了明天”而捂着，应该不管内、外地先自公开发表。在面对人类的生存问题上，如何立即让公众知情并寻找到解决的方法才是最为要紧的事情，在事关人类基本生存环境问题上，没有什么内外之分，当然，在这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什么时候体制内的摄影记者才不再需要恐惧内外之别?

　　我个人是欢迎像卢广这样的独立摄影供稿人出现的。当中央级媒体挥土如金、豪气干云，而它们的大多数记者自动放弃报道责任时;当导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给记者毫无自尊的微薄薪水，让他们以收取“红包”为生时，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其客观作用就是蓄谋废除记者的“武功”，让他们丧失报道社会问题的能力与使命感。卢广们的出现，就是对于这种垄断了报道特权却烂掉报道使命的“报导不作为情况”的毅然打破。独立摄影供稿人的出现，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揭发了被遮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触动了上述两个不同经营体制内的记者的良知，推动新闻报道的艰难前进。

　　另外，值得注意的也有为数不多的体制外图片社的存在，他们使得市场导向的媒体以及国外媒体可以在某些不触犯禁律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相对更直接地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图片，而这些图片更多地来自于“独立摄影供稿人”们。尽管这些图片社也面临许多管控与业务限制，但他们也多少帮助了独立摄影供稿人维持基本的生存。

　　无论如何，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公众而言总是一件好事。一旦作为公器的新闻媒介不再是“公器”而成为了“小器”，沦为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时，那也是所有还有社会公共意识的人起而以自己手中的“私器”来呈现自己的“私见”之时，这样的“私见”，反映的正是公共利益，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公民对不再为公众利益鼓与呼的“公器”的主动废除。必须强调指出，包括独立摄影供稿人在内的公民新闻的出现以及他们的工作，不是对于本来应该由专业新闻机构承担的报道功能的缺失的补充，而是对于他们的新闻不作为的否定以及公民自主意识的表达。

　　新闻并不是说只能是由“专业人士”包办。20世纪初刘易斯·海因用摄影手段揭发美国童工问题时，他当时哪里有记者证?更不要说出去采访时会有人陪同，前呼后拥，好吃好喝兼收“红包”呢。海因是把照相机藏在给童工送饭的箱子里带进去的。他也遭受过扣压与暴力。今天的中国独立摄影供稿人的工作条件与境遇，并不比海因当时好了多少，但记者这一行，就是冒险犯难，不是只在温柔乡里走，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使得采访环境变得好一点，难道不是管制部门的责任?要整顿的是不作为、却以收钱消灾为乐事的无良记者与歧视独立摄影供稿人的采访环境。

　　有人指出卢广是一个“商人”，拥有影楼，以此质疑他拍摄“耸人”题材的动机。我不想为他辩护。我只是想问的是，如果一个商人他以经营所得进行报道影像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把经营所得去进行投机性投资，那么，这种资金的运用是不是有错?此外，还需要提出的是，中国的艺术制度中像赞助包括摄影家在内的艺术家的基金会制度的严重缺失，也不是制约了大批有心从事社会报道而无财力的摄影家们(尤其是没有体制身份)的工作与雄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