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当前最热门的词汇——高企的“房价”相比，中国当代艺术已然回到了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就是对它的关注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热情而又“喧嚣”了。

　　“中产阶级”是近些年大众媒体持续关注的全球性热门话题之一。中国大众媒体很不容易构建的“中产”阶层气氛，却很容易的在这场地产商人发起的“房地产战争”中被革了“中产”的命。

　　《中国新闻周刊》年前在做一个关于“‘被消失’的中产”专题，旨在前瞻中国大城市中那些因房价高企而致使中国中产阶层颇有“危机感”，因为“高额的房贷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出现了中产阶层“下流化”(向低阶层流动)甚至“消失”的极端说法。文章还引用学者的话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

　　先不说“消失”的结论对不对，但是中国“中产”的命是很金贵的，这里有两种主流的声音，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一，北大学者张颐武认为，“最近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这样一种价值观，主要通过中产阶层来体现，也仰赖经由他们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性格”。目前持这种意见的人数非常多——换句话理解，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与平衡器，也是很多人希望构建的欧美式橄榄型社会，中间层面庞大而又稳定——但是事实上，问题是国内的财富走向却是倒J型，而且越来越快速和明显的流向少数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意义的藏富于民;

　　其二，中产阶层是 “高收入”、“高消费”、“高品位”的代表，对应的消费观念则是“关注流行时尚、强调品牌、突出品位”，换句话理解——这也是一群真正懂得为自己消费的群体。这里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中国城市高端消费的主力是由这个阶层框架的，它是中国城市消费的“晴雨表”，甚至奢侈性与炫耀性的消费观念在这个群体中得到了可能性的释放。

　　据媒体报道，创造着不菲社会价值的中产者，年龄一般在30-45岁之间，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职业构成大体包括：公务员、企业中高层、知识型中小企业家主和律师、IT业工程师，高级教师、设计师等等——直观上看，这个“中产阶层”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走向新的层面是很具有说服力的。当然这里不是说用中国当代艺术迎接“中产阶层”的价值观，但是在新审美的对应关系里，这个阶层可以为中国当代艺术赋予更多与更切实的想象力。

　　敢于消费和能够消费，而且还称得上品味和时尚消费——这个阶级的消费前卫性对于中国当代艺术链条中正在寻找的本土化“消费或收藏群体”是无形中吻合与对应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如果分化与培养这批庞大数量的“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消费、收藏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向外部不断扩展的运营体系中所需要搭建的方向。

　　别忘了中国“中产”通常被人认为是“消费上的魔兽”——这个“魔兽”何时真正穿进中国当代艺术的领域不单是时间问题，而是它真正能够有这个精神需求。这个意义上的“中产”就与中国当代艺术关联上了，而且如何搭架这样一个新型的平台，将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代艺术能否形成一支具有本土收藏力量的群体，而改变中国当代艺术原有即缺失已久的收藏结构。

　　中国当代艺术收藏既非常确定又是非常不确定，确定指的是它过去的趋于外部式的收藏，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本土的收藏力量是非常模糊，即便在前几年迎来自身发展的高潮期，也看不到这个群体的清晰面庞与特征，反倒是09年出现了一个“倒流”——传统与经典两个板块成了“香馍馍”。

　　现况是，中国社会的气氛非常不好，繁荣的背后隐匿着各种矛盾——特别是普遍的认识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何重塑新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新文化的认同感成为当务之急的问题之一。而当代艺术能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扮演着它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净化器或参照系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念可以进一步讨论。当然，如果当代艺术价值上向商业无限趋近或者已经实质性的混淆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就变得足够危险——原本是坚持先锋、独立、批判和颠覆为核心价值观的当代艺术“蜕变”则需要足够引起人们的反思了。

　　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很重要的信号是明确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不需要盯着别人看了，接下来的视角与课题是，怎么去理解、阐释与表现这个全球化和网络化的中国社会——如果在艺术的范畴内对应与构建来自中国艺术的理解与声音，这些才是鲜活的，现场的，同时又是明确而有力量的，而不是依赖国外的拼装观念。

　　任何艺术如果无法传递本民族的社会属性，遭遇的精神处境以及艺术家个性化情感的体验，那么都是令人费解的，也是不能够代表当代的。艺术虽然不是社会应该的理性修正器，但它可以超越表达对这个社会的预见性发现与最大呈现它创造性的一面出来。

　　现时重新去讨论，甚至塑造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两方面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剥离出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过去的坏的价值观念，可以得到厘清;另一个是将这种价值指向当下和更未来，这能够让当代艺术充满自身的活力，而不是维系在利益链为枢纽的自身发展轨道里。

　　社会关系与结构处于一种绷紧状态的矛盾时——而艺术在这个特殊时刻显得就非常有意义，如果中国当代艺术看不到这个层面的价值与意义，无疑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面对这样一种“需求的”声音，我们如何通过有力度、有力量、有思想和有形式的作品更多的带给这个社会，我想这也是体现中国当代艺术实质性价值的一面——这更是中国艺术界接下来要与社会层面对接的一个入口。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刚性精神需求的启蒙状态，这个信号很好解读，具体到中国艺术的层面上看，那么就需要一种来自内部的对文化与艺术的重新认可的“机会”，而不是之前那种“投机”的非艺术家真实的表达。这对于困境中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更准确的是一次更具有启发性的“机会”，如何将当代艺术的价值观渗透到这个社会的层面当中，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严肃的，同时也是及时的。

　　近些年，媒体对“中产”这个词的深度挖掘，其实不仅只是突出这样一个城市消费的中坚力量，更是寄托了一种社会稳健结构的希冀。不过，现实中“中产”在中国也是非常脆弱的概念，你随时都可能不是中产，贴上这个“标签”之后，要维持并不容易，一个“房子”就能打垮这个群体——也说明中国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用几十年的发展去遮蔽所有的问题。中国需要的是耐心以及基本层面的工作有人去做，而不是在GDP的指引下真的以为迈下了和欧美一样的社会结构——被夸张的形容为“中产幻象”的中国“中产”就是一个例证。

　　“中产”的这次危机感也足够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常态性市场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国当代艺术真正而富有建设性的收藏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活跃而又稳定层面。“中产”的稳定某种程度上看“蝴蝶效应”一样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并未十分清晰起来的面。

　　之所以来讨论中国“中产”阶层对今天中国艺术界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内需”成为未来艺术变革的主导方向，而体现“内需”的群体要求正是对应了与城市发展同步崛起的中国“中产”。

　　这个阶层接受的价值观、理念以及前卫性的生活消费都吻合中国当代艺术外部运营特征。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和消费景观中完成“转身”的当代艺术在完成自身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必然带来消费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直接对这个生态良性的调整。

　　不消费肯定是一个伪命题，但是消费了，谁来消费这又是一个需要不断被改写的命题，在中国当代艺术信息能够充分，甚至可以同步被链接到国际平台上的中国艺术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新的思考方向，再也不是30年前那样特殊的政治气氛而模式化艺术类型能够比拟的。

　　另一个层面上看，事实上，也逐步证明，国内本土性收藏工作比国外那种投资与投机性的收藏要对本土艺术未来的发展更重要，这也是下一步中国当代艺术呈现新貌的一个必要条件，更是一个直接需要做的工作。

　　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微量”状态的本土收藏将是一个“新常态”，这个现象值得从事艺术领域的人高度注意，它不是一个像股票市场里的“追涨杀跌”的跟风效应，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关于当代艺术自身价值与新魅力的理解。如果摆脱这种理解，我想中国当代艺术很容易被做空，而回不到艺术正常的价值轨道里，也会打乱艺术发展应有的节奏和平衡——中国当代艺术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不是跨越的，而是需要各个层面做出变革的具体行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将真正具有新价值的当代艺术精神融入到社会其他层面去，同时自身价值也得到别人的认知与认可。

　　此前30年的发展只是一个启蒙与生长的阶段，而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全部使命，或者说只是未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现时的一个链接点——看清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将眼光放在未来的原因。

　　无论如何在这样一次非常复杂而又深刻转型变化的社会阶段，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表现力和作用力是不容错过的。套用一句流行的广告用语，但愿中国当代艺术能像广告商品那样“选择中国当代艺术，就是选择未来的方式”，有煽动性和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