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玄社在中国美术界，尤其是美术出版社几可谓家喻户晓，尽管它在日本出版界的规模和影响其实并不及小学馆那样的大型出版社。二玄社之所以在其邻邦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就是因为它曾秉十数年之功，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完美地复制了四百余中国书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煊赫剧迹，令这些自元明以还就长期被宝藏在深宫禁苑里的珍宝，化身千万，走进寻常百姓家，连接起了传统中国画经典与今天中国书画研究者、学习者们之间无形的桥梁。

　　二玄社古书画复制品

　　二玄社复制中国国宝级书画，并且主要是复制藏品居世界各大博物馆之冠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世所罕见的大帧唐宋元书画，其还原能力之精微，制作水平之高超，并不能仅以“下真迹一等”的词汇来形容。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中国书画名迹大多灰暗皮损，并且在展出时又须玻璃防护品的层层阻隔，令观者即使面对真迹，亦难免生隔靴搔痒之感。二玄社的复制品，不仅精妙地还原了原作的笔墨变化，而且在保证原作风神的前提下有效地修复了画面的皮损残破。换句话说，这些复制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具有比原作更进一步的清晰度和观赏性。

　　不过，仅仅从技术角度其实远不足以准确评估二玄社复制中国名画的意义。我一直以为，二玄社复制这批中国书画的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创造了一个艺术品复制、出版领域的神话，而更在于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书画创作研究领域里的一代学子。其影响中国美术界的深远意义，可能将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内持续不断地体现出来。这绝非夸张溢美之辞。

　　对中国书画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是不会不了解传统中国书画创作中借鉴与创造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中国画是一门(笔墨)形式与(造型)内容结合得异常紧密的艺术，其笔墨形式的高度自律性决定了学习中国画更多的是从临摹入手，而不像西洋画那样更主要的是从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原理开始。因此，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研究和借鉴古代绘画名迹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师巨匠中，绝大多数往往同时都是富有名画收藏的鉴藏家。比如元代画坛魁首赵孟頫，如果没有泛滥唐宋名迹的经历，是断不会提出以古开新的“古意”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引领有元一代文人画风的;又比如沈周，就是凭借家传的古代名迹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遥继元人画风并开创了吴门画派的文人画中兴局面;再比如董其昌，乃是凭借其收藏的《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夏山图》等一批古画，非但创造出影响深远的个人画风，而且提出了左右绘画史三百年进程的南北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