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出我世界
2010-05-31 09:33:32 未知
对话Akim Walta
策展人Akim Walta
日前,在广州53美术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涂鸦盛宴,“涂鸦——从德国到中国·广州”。这个以“涂鸦”为主题的国际艺术展作为广州53美术馆开馆仪式系列活动之一,为53美术馆园区增添了一道时尚前卫的风景,《画廊》杂志作为协办单位特别对策展人Akim Walta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是您第几次来到中国? 这次来中国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Akim:从2008年起我来中国已有12~15次,到过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宁波、广州、深圳、沈阳、武汉,还有香港。由于上海世博会的缘故,我受聘于德国财经部,负责上海世博会德国馆的城市艺术项目,我觉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过去两年在欧洲和美国的时间都要长。每次来访中国,我都能看到涂鸦和城市艺术的长足发展。我认为世博会之后,这种类型的艺术还会有更快速的发展。
记者:这次到上海和广州的涂鸦艺术家分别有哪些?他们分别有哪些特点?
Akim:我们的理念是有效地利用项目经费,让尽可能多的艺术家有机会来到中国,参加上海世博会。我们主要邀请涂鸦和街头艺术领域的创作者,还有部分DJ负责俱乐部的参观,及一些公关和策划人才,为日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项目铺垫。因此我们的工作是不会止步于世博会,我们非常希望与中国艺术家继续发展合作关系。这次我们带来了最好的德国艺术家,同时努力帮助国际艺术家加入我们的团体,比如说路米(LOOMIT)和肯托(CANTWO)都是德国最知名的涂鸦艺术家,他素(TASSO)和卡西(CASE)是著名的麦克莱(MACLAIM)涂鸦团体的成员,斯戈迪(SCOTTY)则以专业街舞和文字涂鸦创作而闻名,还有更多优秀的涂鸦艺术家。
记者:您面向全球推广嘻哈文化,在很多国家开展了艺术项目,依你所见,在中国、德国以及在嘻哈发源地的美国,当代的嘻哈文化和涂鸦艺术存在何种差异?
Akim:我非常热爱嘻哈文化,我觉得它是一种正面的、有创意的文化,所以我从80年代起便开始推广。嘻哈虽然起源于纽约布朗克斯,但媒体的关注早令嘻哈文化在1983年扩散到世界各地。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首先美国主流的嘻哈文化更多的偏向商业性质,而德国及其他欧洲城市的嘻哈艺术从一开始便已被认同为“文化”。欧洲的嘻哈艺术在90年代为纽约乃至全世界的嘻哈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可以这样说,与欧洲的嘻哈文化相比,中国的嘻哈艺术应该是处于非常年轻的阶段,拿专业街舞来说,中国的技艺可能只处于德国90年代后期的阶段,涂鸦技术可以与1995的德国媲美,而说唱可能就处于起步的阶段。我指的并不是质量上较量而是发展阶段的不一样,我肯定中国在未来几年必有很强势的发展。
如今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和欧洲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就已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发展,而由于网络的便利,中国的年轻一代同时间吸收了70年代至千禧年的不同嘻哈风格。
记者:您同时是涂鸦艺术家、B-boy、DJ、音乐制作人、杂志编者、嘻哈活动组织者等,您自己也有三个名字,Zeb.Roc.Ski、Zebster和Akim都分别代表不同身份,您怎么定义自己呢?
Akim: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有一个起因使我拥有了多个化名。ZEB.ROC.SKI是我做DJ和跳街舞的化名,ZEBSTER是涂鸦时使用的化名,当然我的真名Akim,就用于官方的项目。我常以“特使”的身份充当艺术家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桥梁,这也是我为世博会组织活动的初衷。
尽管嘻哈已经有40年的历史,但对于官方来说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嘻哈对我的青春和生命都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我希望能够与身边的人分享。他们会因此而理解这种创意产业并给予年轻人一个积极的人生目标。
记者:您出生于1970年,却早在1983年就开始传播嘻哈文化,您是如何做到的,并以之为终生事业?
Akim:最初我受启发于纽约这座城市,还有电视上播放的嘻哈纪录片,当我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便开始了霹雳舞和绘画的学习。然后我策划了第一个活动,再有就是游历了别的国家和城市,买一些DJ专用的唱片,剩下的大家都知道了。
记者:嘻哈文化里包含有说唱、街舞、DJ和涂鸦等,是一个包含了听觉、动作、视觉等的立体概念,他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就像您的嘻哈基地( Hip Hop Stützpunkt )要囊括嘻哈文化的所有元素吗?他们是如何把他们有机地联系起来的?
Akim:纽约创造了嘻哈的独立元素,后来被媒体组合并定义为整体的概念,我们欧洲人为此感到非常欣喜。在我们的基地里,常会联结嘻哈的“领头人”和重要的艺术家,致力发展嘻哈艺术。我们还会发行书籍,在画廊里组织展览和街舞、说唱的作坊和排练。我希望可以为文化事业做点贡献,当建立基地的时候,我为多功能房间起名“公共空间”,向各类文化活动提供场地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记者:嘻哈文化和涂鸦的诞生反映的是贫穷、帮派、治安等社会问题, 早期的涂鸦者如何通过符号、风格传达阶级、种族、贫富等社会矛盾?
Akim:文字涂鸦最早可以追溯到60年代后期,而成长于70年代,代表艺术家有PHASE 2、STAY HIGH和TRACY,其他的就是随意的喷写而已。若名字留在了墙上,那你就被认知了,这也是借鉴帮派利用涂鸦划分地盘的一种方式。
嘻哈,这个名词在1981~1982年间创立,已在许多不同背景的人群中流行并发展,特别是年轻人找到了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意想到的,因此不管贫富,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发现了嘻哈文化。
记者:今年3月末,罗马政府才出台了严格的新法律,那些在罗马墙上涂鸦,或者将涂料卖给未成年人者,将至少被罚款 1000 欧元。包括在新加坡、英国甚至美国等国家,涂鸦艺术家都不断受到压制。您在组织嘻哈文化和涂鸦活动时,与政府、公共社区之间的关系如何?
Akim: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曾几次因非法涂鸦被拘留,现在我却受聘于国家财经部。2006年柏林世界足球锦标赛的赞助商耐克,邀请我参与国际艺术项目,为5幅巨大的墙壁作»。在美国,艺术家会因为在火车上乱涂而入狱,但在巴西,Os Gemeos则被邀请为火车绘图。
如果你理解涂鸦文化是如何改变设计和广告界,你便不会把我们的社会想象为只有黑和白之分。我觉得这主要是一个不同年代之间相互理解的问题。年轻一代在Banksy、Seen和Obey的作品中成长,无需多久下一任的总统也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曾是个肆意涂鸦的爱好者。
我想把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正面的影响中,为大家提供涂鸦长远的发展方向。60%的涂鸦艺术家在没有学院和政府的帮助下,最终还是加入了创意产业的大军。老实说,我感到我们的世界存在许多问题,比年轻人在夜间涂鸦创作严重多了。
记者:听说您和警察甚至家人有过冲突,您在业余转向全职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
Akim:我没有过多考虑事业的问题,我只是追随着我的直觉和信仰。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会全心全意的去做,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已¾决定了要走自己的路,到了17岁,我已找到了心仪的全职工作。
记者:涂鸦文化至今一直被视为主流文化的“噪音”,但英国伯明翰学派坚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视角出发看待“亚文化”,根据他们的理论分析方法,即“亚文化如何抵抗主流文化及主流文化如何收编亚文化”这一角度,您如何看待嘻哈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
Akim:嘻哈文化其实也¾历过起伏。像在1984年的霹雳舞热潮就把嘻哈文化推到一个高峰,不过在那之后嘻哈又回到了“非主流”的境地。当然现在在西方,嘻哈已是十分受欢迎的主流文化。
记者:嘻哈文化人和涂鸦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如何?
Akim:涂鸦艺术家日复一日、不断地作»,等到哪天他感到疲惫了,就会卖掉自己的作品,然后周游列国。
记者:被收编后的嘻哈和涂鸦艺术已成为一种产业,早期的草根文化变而为之流行文化,涂鸦的符号、风格在商业化后应该如何评价?
Akim:现在大多数¾营涂鸦文化产业的人都是行外人,不过仍然有少数是由活跃的涂鸦艺术家或相关化人士在¾营这个产业。这是一个稳定发展的过程,我相信从这个产业所得的利润会成为支持涂鸦文化发展的一大力量。
记者:您在赞助涂鸦文化?涂鸦与艺术市场的关系如何?
Akim:涂鸦在青年人和年轻的父母中非常受欢迎,如今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不再像80年代,一幅涂鸦在我的家乡布登海姆就可以引起一场骚动。现在我看不到任何的障碍,艺术世界对街头艺术和经典的涂鸦风格都是持开放的态度,因此涂鸦的市场是面向世界的。
记者:涂鸦艺术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多种艺术风格和元素,在创作行为方面也与商业紧密结合,一些涂鸦艺术家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夜行创作,尤其在中国,涂鸦已成为了时髦而不再是草根角色,涂鸦艺术家也不再以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基于这种种转变,今天应该如何重新定义涂鸦艺术?
Akim:通常情况下,对于涂鸦和嘻哈文化的重点是熟知自身的文化历史。有趣的是,嘻哈元素的基本组合样式从未改变,即使在中国,去掉所有的时尚元素,留下的嘻哈风格本质也是大同小异。但是现在街头艺术大胆创新且倍受关注,不同的风格也有着不一样的发展,我觉得很难为这种宏大的艺术领域定位。
记者:在中国,真正的涂鸦艺术难以发展,政府对公共空间的严格监控,并且涂鸦文化在中国是一种时髦文化而非草根文化,迄今为止,涂鸦艺术风格、形式也没有进一步的创新,对涂鸦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您有何看法?
Akim: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中国对涂鸦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而欧洲由于负面的宣传使涂鸦形象更多的带有偏激情绪。虽然中国的涂鸦暂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我很乐意看到涂鸦里的中国元素。对我们欧洲人来说,特别具有异国风采,我希望未来,中国的涂鸦能朝这个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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