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现代艺术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生活和艺术已经难以分辨了。杜尚开其端，波依斯与沃霍尔等人继其后，各种形形色色的波普、达达、行为、表演、影视等等，波翻浪涌，已将艺术作品的传统界定冲洗得荡然无存。当今世界，生活就是艺术，艺术也就是生活了。——然而，事实是否真是如此?西方现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真的找不到明确的界限了吗?

　　这本质上已是一个争论过千百次的课题了。理论界长时间的争端说明了界定问题的复杂性，说明了寻找这条边界非常之难[1]。一次，在旧金山的一位朋友家里，看到茶几上摆着一个常用的白色瓷盘，盛着半盘水，养着一块貌不惊人的鹅卵石。引人注目的是，水上还浮着一片花瓣。女主人后来说，这花瓣不是她故意摆上去的，是从她刚才拿走的花瓶上偶然飘落的。这件细小的事，自然又引起一阵“无聊书生”的争论：这究竟能不能算作一件“艺术作品”，而女主人算不算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呢?

　　当然，这样具体的小题目还是较容易回答清楚的，只要用迪基[2]的“授予资格”将此似是而非的小盆景加以接纳，并将其归入“次属系统”[3]，就可万无一失。困难的问题是：作为整体的西方现代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空间究竟还有没有界线?如果有的话，这界线到底在哪里?在可预见的将来，艺术与生活之间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间的边界是否真会在西方的土地上消失?

　　在此，文本并不想给艺术品下定义，这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我所关心的是艺术品与生活之间的区分，二者之间的边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当代艺术的发展前景。

　　维特根斯坦反对用概括的方法来界定艺术和艺术作品的主张[4]，体现了他的思维的精密性。在不同的艺术种类之间，以往人们所认为的许多共同点，其实只是相似点。在一类艺术形式和另一类艺术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渐变”的相似，而并非是在全部艺术形式类别之间存在着某种共性。这一理论影响甚大。继续特根斯坦之后，许多分析哲学家们进而提出艺术作品无须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主张。肯尼克[5]认为寻求艺术的相似点才是切实可行的，才具有积极意义，而那种企图寻找艺术与非艺术的界定的努力，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哲学问题，将会徒劳无益。魏茨[6]则提出，艺术是一个“开放概念”，理由是新的艺术形式与种类层出不穷，谁也无法预料更新的艺术与更新的非艺术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因此，无法用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将艺术的概念封闭起来。甚至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并不是美学家对艺术界定的结果，而是因为人们懂英语;也就是说，人们懂得如何使用艺术或艺术品这个字眼。”[7]于是乎，痛痛快快地放弃了寻找界定和边界的企图，并且心安理得。

　　但是，事实却明明白白、确凿无疑地提醒我们：边界是存在的，界定应该是真的。当我出入于各大艺术博物馆，漫步于苏荷的画廊街时，当我一次次地观赏关于前卫艺术的展览和影视记录时，我实在无法苟同上述美学家的观点。因为在事实之中，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判然有别(包括最前卫的作品在内)，艺术家与非艺术家亦判然有别，起码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毋庸置疑的区分绝不只是因为人们懂得使用“艺术品”这个字眼。

　　毛病出在哪里呢?他们可都是绝顶聪明的思想家呵!这确实令我们困惑，我思之再三觉得，这里恐怕有一个视点和视角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及其后的分析哲学家是站在艺术和艺术品这个范畴之内，从内部来寻找各部分之间的共同性的。从范畴内部来分析和推理，他们的逻辑没有错，结论也没有错。不仅没有错，而且以其精密的思辨左右了一代人。可惜的是，仅仅如此还不够，我想还应该同时站到外部来看，站到更为宏观的人类整体生活形态的角度来看，从生活形态的比较中来把握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

注释：

1、5、7参看W·E·肯尼克《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心理》第67卷，1958。

2、J·迪基，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哲学教授，著有《美学》一书，1971。

3、参看M·李普曼《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P.105。

4、G·E·穆尔《维特根斯坦1930-33年美学讲演》。

6、M·魏茨《美学中理论的作用》，《美学及文艺批评杂志》1986年9月号。

　　                                                                                                                 此文发表于《新美术》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