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在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办公大厦的会议室里举行，旁边就是“泰康顶层空间”——陈东升在企业里设置的当代艺术公共展示空间。企业家陈东升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在保险业务这边了，他的目标是将泰康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保险公司”，至于同样是自己一手创办的嘉德拍卖，是他年老后才想回归的地方。

　　对话人艺术家崔岫闻，则是个勤奋的当代艺术践行者，她的艺术履历密到没有间隙。她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性别题材，或者说性题材。她和“泰康顶层空间”的策展人唐昕关系熟稔，因此她的作品也曾经参与该空间的展示，只是说起的时候，陈东升不记得了。不过他对她的作品还是有印象的，“画面上是很鲜艳的红领巾，让人记得住对于艺术家而言很重要”。

　　陈东升是过去式和未来时，崔岫闻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在，这是一场不太对等且时空交错的对话，我们，包括崔岫闻在内，其实都是倾听者。

　　对谈

　　陈东升：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中国当代艺术品是我开始做起，很多事我现在不说也不辩驳，以后历史自然会给我一个位置。

　　嘉德开创了一个产业的兴旺。艺术品的繁荣才有艺术家的地位。才产生了这个新的商业阶层。中国过去的时候有钱人的主体叫个体户，他们大多没有文化品位和觉悟，是不会买艺术品的。中国艺术市场现在的成功在于已经在海内有一个成熟的市场——港台。嘉德的成功其实就是把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结合起来。现在是国外拿来我们卖给国内人。刚开始我们卖的时候，美金输入成港币。现在国内拿出来卖，维护它的外汇。

　　我刚开始不懂艺术，创办拍卖行只是创业计划之一。如果要说艺术，我只在大学里读过《梵高传》，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印象派》的小册子，但是我很自信，因为变革刚刚开始，我们有强烈的主人意识，觉得中国就是我们的，没有专家，我们就来做专家。为什么嘉德能做出来，虽然我放弃了自己的仕途，就是因为我们有自信，我们就是国家的人才。我们当时算国家干部，但是其实是知识分子，在一起经常会讨论政治啊，经济，哲学。有很多人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我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大事敢想敢做。

　　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跑去中央美院找老师，当年他们很多都住在那种筒子楼里，各家的厨房都摆在楼道里，我记得是1994年，我天天跑。

　　崔岫闻：是的，当年美院的老师住的条件非常差，好起来也就是这几年。当时艺术家的地位远没有这么高。陈东升：其实是威尼斯双年展促使我现在走这条线。我才知道有新型画派，包括收藏，那个时候当代艺术史被另类看待。事实上国内的设计艺术是有远见的，我当时做这些，怀有点拯救的心态。

　　有的艺术品不像说的那么复杂，人家一看就能够记下来。这就是艺术家的价值所在。有的作品血淋淋的，我也看不懂。不是说喜欢，也不是说画得丑，艺术这种东西真的是得能理解和欣赏。现在很重要的还是欣赏，因为长时间接触，所以说就有种救世主的心态。这些艺术家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很狼狈的，没有人懂他们的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出名了，大家看到的只是个结果。你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怀疑的时代。

　　崔岫闻：我很理解他们。我出来的时候算是还好，但还是经历了一些，非常辛苦。

　　陈东升：到现在为止，我都可以说我并不是为了发财而去收藏，所以我现在不后悔。张晓刚从落魄到成名的阶段我经历了，那时候张晓刚作品是八万块钱，现在是多少?我就按照理解去做事，一直到今天为止，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

　　财富只是一个符号，我事业起步是靠艺术的，艺术家在创造精神财富，我是精神产品的推动者。投资艺术家最大的风险就是怕他们半途而废，还有的艺术家是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所追求的东西。艺术品市场也是江湖，没有江湖成不了气候，纯江湖登不了大雅之殿。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如果一个艺术家成了企业家，这也并不是坏事。

　　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没有财富一切都没有。有了财富国家科技才能上去;有了财富你的艺术才能走上去。你们这代年轻人分配不公，我的观点还不一样——太早强调公平是坏事，因为国家早期的底子还不够，企业家还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现在是打企业家，骂企业家，恨官仇富，这里面是有一种炒作的情绪。其实这个社会的财富还远远不够。企业家是财富积累最核心的动力和源泉。

　　崔岫闻：艺术家观察社会，甚至怀疑社会。而企业家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作品涉及底层或者政客，因为他们直接关系到生活。但我们的创作对象不会有企业家。

　　陈东升：艺术家与企业家是社会两条并行且并不相交的推动力，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孤独吧，当一个人越来越成功，他就是走向孤独的。不过孤独也是美，成熟的人对孤独感和优越感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不像当年年轻的时候了，到我们这时候有点顺其自然了，做事业会更轻松，但愿望的强烈感也会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