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读者描绘了这样一个场域：它尽可能地向众多的人开放，人们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系统性、批判性的检验是它的首要任务。

　　不知道在腾挪小组——刘可、樊哲们在为自己的作品寻觅场地的时刻，哈氏的这个公共领域蓝图是否在他们的心底翻腾;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腾挪空间诞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里确实成为来自各方艺术家自由表达意见、自由探讨问题的公共场域，尽管这个不到六平米的可怜空间连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交谈都不够;尽管这个渺小的空间位于远离广州城市中心一个村庄曲曲弯弯的石板路的深处，平日里除了村里喝茶的阿伯和背着孩子的阿嫲路过，几乎无人问津。

　　从本质上来说，腾挪空间属于私人美术馆——尽管小得离谱：有每年的展览计划和档期、有开幕式和研讨会、有收藏研究和出版计划。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艺术家或者艺术组合来这里做展览，内容、形式不限;但只有一个要求：这个展览有且只能有一件作品。

　　每个月的某一天(这天的具体日期不太固定)，关注当代艺术的一些人会得到展览讯息——在这个城市的人会收到手机短信而外地和国外的人则会收到电子邮件——所有收到的人都会眼角微微跳一下，然后快速关闭页面并左右顾盼一下是否周围有人;神情好像《连城诀》中各位帮主接到了去喝腊八粥的名帖。

　　也只有每个月的这一天晚上，月亮、榕树、小河和石板桥旁会挤满一些和这个宁静环境完全不相干的人，这些人戴着露出线脚的遮阳帽、穿着T恤短裤，腰间着背沉甸甸的黑色相机。不过这些人并不怎么说话，看上去也还算友善——这一点让村民们略感放心。所有人会轻晃着高脚酒杯，里头装有村里小卖铺出售的高级葡萄酒，怔怔地看亮亮的玻璃橱窗里的东西，这些东西据村里最有艺术素养的阿叔的意见，纯属“创意”和“抽象”。

　　2009年2月24日，腾挪空间正式开幕。直到今天，一共有15位艺术家和团体在这个空间登场做展览。分析这些参展者和作品的构成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参展艺术家的身份：

　　高校教师，3人次，占20%;

　　大陆职业艺术家，6人次，占40%;

　　海外职业艺术家，2人次，约占13.3%;

　　在校本科学生，2人次，约占13.3%;

　　团体，2次，约占13.3%。

　　作品构成(以作品主体为分类标志)：

　　观念影像，3件，占20%;

　　叙事影像，2件，约占13.3%;

　　装置及绘画，8件，约占53.3%;

　　行为，2件，约占13.3%。

　　从统计中可以看到，进入腾挪的艺术家成分以大陆职业艺术家稍多，其余呈散装分布;由于展厅的物理特性，装置及绘画作品占主体，影像次之，行为亦占有一席之地。

　　有趣的是，这些作品的趣味和立场呈现出分散甚至对立的状态。梁嘉的《yeah!》用行为关注艺术的政治性;张小寅的《无即是有》则退回到禅意;张湘溪的《小洲村保留计划》注重手工制作的趣味而冯力培的《给你一条缝》充满了恶作剧的味道……

　　腾挪空间坚持自主邀请艺术家、免费提供一定的场地资金支持并坚持不介入艺术品交易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艺术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也使腾挪空间成为艺术领域的公共空间成为可能;而袖珍的场地、低廉的租金和极低成本的运作，保证了“免费午餐”能够顺利、持久地发放。

　　场地的限制，使“独件作品的展览”概念在腾挪空间成规模出现。这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型展览的可能：对于边际无限扩大但都以理念(观念)为拓扑结构原点的当代艺术来说，作为理念(观念)的体现物，独件作品展览和动辄上百件作品的大展在本质上是等价的。相对大型展览作品不得不屈从于环境和策展人意志，这种独件作品展览的方式更尊重艺术家的个人感受，使作品存在的语境更为自然顺畅。两者给观众的区别就像是在千人食堂就餐和在山涧草亭享用美食的不同一样。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腾挪空间的语境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坐落在日渐繁华的市郊村落的深处，广东水乡的雅致韵味和淳朴乡情构成了这个开放的美术馆的外部语境;另一方面，靠近美术学院和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艺术氛围构成了这个小小公共空间的内在话语逻辑，全球化的艺术语境、学院精英式的审美趣味、中国艺术圈的江湖气场、左右翼知识分子的社会姿态……这些毫不意外地出现在巷子深处极尽腾挪之事的空间内，体现出艺术家和空间主持人的严肃思考。让人惊讶的是，居然内部翻江倒海的观念思潮偏偏与外部静谧祥和的乡村环境相得益彰，让邂逅腾挪空间的旅人不得不发出“道无处不在”的感慨。

　　2010年6月于广州小谷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