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

　　6月11日，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榜上有名。6月12日，该陵址考古发掘重新启动，并进行了现场直播。6月13日，拟建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相关保护开发规划消息从其考古现场传出。一连三天，这座自去年底开始因真伪质疑而令考古界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热议的东汉大墓，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名人墓葬考古发掘的思考。

　　从学术问题到公共文化事件

　　论证存在瑕疵、不合学科规范，证据不权威、说服力不够……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曹操墓”展开的学术辩论不绝于耳;从赴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成果，到在考古现场展开电视直播，期间各种访谈、报道接连不断，“曹操墓”始终占据着媒体的显著位置，也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曹操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显然媒体和公众的介入已充分说明，其墓葬的发现已不仅仅是个考古问题，而逐渐演变成一个公共文化事件。

　　应当说，公众越来越关注考古行业，这对考古事业发展来说是件好事;而对考古成果进行展示与宣传，也可以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理解考古工作的性质和过程，从而提高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但在“曹操墓”这件事上，似乎宣传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谈及原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公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被告知考古成果，他们更想知道具体的发掘过程和论证过程，尤其是遇到了名人。“我们也意识到有一些需要总结和反省的地方，特别是在将考古成果与公众接触时，暴露了学术与媒体的衔接问题。”考古本身技术性、专业性很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认为，在类似名人墓葬考古发掘这类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考古事件发生时，专业人士如实向公众和媒体表达学术意见，这是个严肃、慎重的事，媒体也有责任客观清楚地进行报道，双方如能提前沟通、提早介入，相信很多误解和误读可以避免。“公众需求要求我们一方面更重视学术追求，更加严谨全面的对考古成果进行研究论证;另一方面要认真思考成果何时、怎样发布和发布后的应对预案，做好前期筹备，这也是社会对我们考古工作提出的新命题和新要求。”童明康说。

　　“研究”、“求证”不是借口

　　名人墓葬大都藏有大量珍贵史料和文物珍玩。对于秦始皇陵、武则天陵这些能够确定位置的帝陵，无论考古工作者还是百姓，都希望能一睹为快，每每对地宫的猜测与探查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对于极具神秘感的成吉思汗陵、曹操墓这等待解之谜，一直以来也吸引了国内外不少考古爱好者多方探寻。但事实是，名人墓葬考古发掘仅是文物部门工作中很普通的一项内容。

　　“唐太宗岂不是比曹操更大的名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从事唐代帝陵园寝建筑遗址调研5年时间，“在名人墓葬考古这类事件中，考古工作者大都能够冷静对待，大多是出于技术保护或研究的需要”。据他介绍，正在进行的这项按照大遗址来对待的地上建筑保护性考古调查发掘，并不针对地宫展开，其工作方法是大面积调查、详细勘探、精确测绘、小面积发掘，当地面调查、考古勘探受到限制，无法洞悉地下遗迹结构时，才会在关键部位进行发掘，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提取信息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文物保护规划制定提供基础资料;二是进行陵园制度研究，从而得知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帝陵园寝的形制变化。据悉，除这类课题性考古发掘外，名人墓葬被迫性考古发掘不在少数：配合工程、城市建设等进行发掘，如汉景帝阳陵就是因修建机场而出土的;或者在墓穴被盗掘破坏的情况下进行抢救性挖掘，“曹操墓”即是一例。

　　据国家文物局透露，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下，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的特点主要集中在：重点工作基建考古屡有重大发现;大遗址考古工作较强的计划性和课题意识带来丰硕成果;一些前期准备充分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在学术上取得重要突破而备受关注。其中，一些名人墓葬考古发现，都是因为建设工程或遭盗掘破坏而采取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这些项目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妥善安置了发现的遗骸。在考古工作者看来，所有的考古发现都是机遇，绝不会因名人而去主动发掘，在技术不允许的情况下如何令文物得到最佳保护始终是他们最为考虑的。

　　虽然每项考古发掘都要经过申报、许可，但在经济利益和好奇心驱使下，名人墓葬是否存在“被出土”的可能?对此，童明康认为，无论从尊重古人、尊重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考古学的原则和目的上来讲，都应加强名人墓葬的保护工作，绝不能打着“研究”、“求证”的旗号对名人墓葬进行发掘。“考古工作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好地方政府的参谋，保护好珍贵遗产，保护好名人墓葬，不要参与炒作、推波助澜。”

　　地方利益之争令人忧

　　据介绍，每年西安周边地区进行的被迫性发掘在3000处以上，“有很多墓葬、遗址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学术价值并不比曹操墓这类名人墓葬差，比如中国考古学鼻祖吕大临，其声望和官职都很高，此次出土的文物也很有价值，而且还是个家族墓葬。”张建林说，在通常情况下，经过发掘后，只有极少数重要的考古发现会被就地保护下来或修建遗址博物馆，其余都回填了，因为除了学术、历史、艺术价值，观赏价值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此相对的是人们面对具有名人效应的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的热心。有报道称，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曾经寂静的村庄因“曹操墓”而迎来大批参观者，有商业头脑的村民则做起了旅游生意，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测算其今后的旅游前景。于是，考古专家们为文物、遗址在“为地方利益”情形下如何得到更好保护的担忧不禁产生。

　　“让文化资源为社会服务是件好事，之所以人们对于利用有抵触，是因为不合理开发的副作用往往导致对文物、遗址的毁坏。”徐天进的说法很具代表性。当前，各地政府对历史文化名人的资源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与历史名人相关的故里之争、公祭活动层出不穷，打口水仗，甚至在商业利益裹挟下不惜生拉硬扯也并非个案。鉴于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的确存在功利化倾向，徐天进表示，无论如何，保护是前提，否则利用将无从谈起。而相比今后的利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更看重现在的保护：“此次曹操墓被真假争论掩盖的是对盗墓现象的谴责，这样的声音很弱，其实人们疑问产生的原因就与此相关，墓葬原来的位置和地层都被破坏了，因此地方政府必须重视这类问题，尤其在一些考古资源丰富的区域应该加强力量和投入进行专门保护，防止此类现象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