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洋藏书票最能表达爱书人的性格和嗜好趣味，那么我看中国的藏书印最能表现爱书人和藏书家的心态。藏书票在形式和图案以及主题方面的确千变万化，但离不开票主个人的爱好所在，因此比较能启示主人的性格和品。而藏书印因为限于形式的空间只好著着印中字句的变化和意义，题材虽多却不离印的主人的心态和目的，很难看出印主的性格和生活的情趣。但是西洋的藏书票与中国的藏书印因为渊源不同，似乎不宜拿来作比较，不过两者的功能却是一样——都是作为书籍所有者的一种标志。

　　“托名传世”的藏书印

　　藏书印作为书物的标志，无论古今，爱藏书者都有此癖好，喜欢在自己所拥有的书上钤上印章。印文的多寡与意义，各不相同，书主的目的则一样，其实无非标出印记，便于保存，又可以使后人得知一点儿溯源的痕迹而已。正如李慈铭曾经在他的日记中所说：“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识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

　　这是“托名传世”的读书人心态。收藏书籍，加钤印记，对于籍籍无名的藏书人，就算后人得到其书，也不会太重视无名小卒的名字吧，但是对于在历史上薄有名气的藏书家，情况就不同了。一部经历名家收藏过的珍本，后之获得者自然视为珍品之中的珍品，这也难怪名家的“托名传世”。

　　不过，最初实行“托名传世”的人，决不是民间的私人藏书家。追溯藏书印的由来，有人说其前身应是“玺印”，但玉玺为皇帝所用，早在黄帝、尧舜时代已有玺印，汉代官印中才有章或印章，但多用于对笺公私简牍的封泥上。如果据陈目耕的《篆刻咸度》所记，“上古收藏书画，原无印记，始于唐宋。”此说后来似乎为人所接受，因为史料有所记载，唐太宗有“贞观”连珠印，唐玄宗也有“开元”连珠印，中唐宰相李泌也用“端居室”的印章于图画和字画中，南唐李俊主的“建业文房”印，宋太祖的“秘阁图书”印，宋徽宗的“内府图画之印”，以至南宋高宗的“内府书印”迄清乾隆的“三希堂精鉴玺”印等，莫不成为历代著录家注意的藏书印。这些官家贵族的藏书印记，大抵是真正发挥了“托名传世”的作用，在收藏书籍史上颇受注意。毕竟皇帝与庶人一样，对于心爱的书物字画，也有一种无端端产生占有欲的冲动，这便跟藏书家一样，一定要钤上朱红色的藏书印才感到痛快。

　　走向民间的藏书印

　　私人藏书印从宫廷走向民间，这才产生了后来各种风格各异的藏书印。现在可以确定藏书印始于唐代，流传于宋元，尤其是明清的文人多有自己的藏书印。晚唐诗人皮日休有戏题书印襄的诗说：“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从这里看来，皮日休显然有他的藏书印，只是印文已不可查考而已。从唐宋名士学者的私人藏书印来看，一般还是作为标志的印记，所以印文很简单。这类藏书印有苏轼的“赵郡苏轼图籍”印、毛晋的“毛氏汲古阁”印(有时毛氏喜欢直接在他收藏的善本书上钤上“宋本”、“元本”的印记)、徐乾学的“昆山徐氏家藏”印、张之洞的“张之洞番定旧椠精钞书籍”印、近人鲁迅的“会稽周氏藏本”印、郑振铎的“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吴晗的“吴晗所藏书籍”印、夏衍的“仁和沈氏曾藏”印、马隅卿的“郑马氏廉卿所珍爱书”印……由于每一位藏书人几乎都有一印，这种只作标志作用的藏书印，自然不胜枚举。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的藏书印，到了明清时代特别流行。原因是这个时候篆刻的艺术发展很快，印文内容的创作和镌刻风格的丰富多姿，遂使藏书印的制作大放异彩。藏书印不单讲究用石的材料和形式的奇特，更注重内容的含义和耐人寻味的风格。

　　“闲章”式的藏书印

　　不单作为标志的藏书印，印文专注于内容的突出，不外是反映了藏书家和藏书活动的情况，或者是寄托了藏书者一种深绵杳远的情致和访闲寻幽的心愿，刻成 “闲章”，这后者最能反映众多不同想法的藏书家心态。

　　这类“闲章”式的藏书印，内文最为有趣，耐人寻味。例如元人孔文升，他的藏书印刻云“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这种反映藏主高雅志趣的箴言铭文的闲章印文，大多数表达了藏主悠游、自得其乐的情趣，如“永躬乎典填”、“儒名不入绅缙编”、“唯有清贫不负人”、“纸窗竹屋灯火青荧”等，又如陈功惠的印文：“十年作吏乃糊口，万金购买收散亡，老矣不能穷两简，一尘幽类得深藏。”

　　清人萧梦松的“藏书铭”刻于印章说：“名山草堂，萧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沈酣枕藉，不知其余。府仰今昔，乐县晏如。萧蓼亭铭。”这自述了藏主的读书生活。如杜甫的《春日赠李白》诗，也有明人刻成藏书印：“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朱昌燕的藏书印，以如鱼得水的心情来写印文：“书如水，我如鱼，鱼不可一日无水，我不可一日无书。”爱书之情，颇堪寻味。

　　大有“文章”的藏书印文

　　由于收藏书籍，历经甘苦，所以不少藏书家在藏书印中，殷切寄托后人保守藏书。拜经楼的藏书上，都盖了一个印章说：“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话厥之名言，是可为拜经楼书之雅则。”杨继振收藏图书十万卷，每册都钤了一枚长方形巨印，印文说：“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虽然表达了爱护图书的心声，但说服力未必能感染后之藏书者。钱侗的“积书万卷无不有，子孙读之惟所取。”藏书家毛晋、陈昂的“子孙永宝”就更加过分重视这件事，藏书者不免有此担心，而后来的子孙是否继续爱藏书已是疑问，怎能要求他们“永宝”呢!这未免是一种奢望，甚至近于虚幻。

　　藏书印文中鼓励爱惜书本，本来无可厚非，但过分以教训的口吻出之则未免令人可笑。例如“勿以换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之类的话，就未免太令人讨厌了，简直破坏了钤藏书印这种表达爱书的雅意呢。可惜这类的藏书印文最多，连著名的詹生堂也不能免。旷翁铭竟然有“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勿失”之句。这种迂腐的思想，无论如何比不上语重心长的爱书情怀。明代学者黄余义的藏书印就这么说：“忠端是始，黎州是续，难不忘携，贫不忘买，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此心曲。”这里的忠端是黎洲的父亲，他继承了父亲的藏书，自己再增添不少，其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藏书的意愿，不能人人相同，何况后世子孙贱卖图画之事，也实在太多，著名如百宋楼藏书也莫不如此散佚。还有向山阁的藏主，生前苦心搜罗宋刻元刊的珍本，一传到儿子，还不是被卖光。所以有人刻了“难寻人世好书人”这颗藏书印，最能表达藏书家无奈的叹息。有些较达观的藏书家，便只好退一步刻了“精校善本，得者珍之”或“积余秘籍，识者舍之”的良言，借以鼓励得书者的珍爱。

　　老实说，苦恼书和别的收藏品一样，聚散无常，收藏者曾经“珍护”过也就算了，留下雪泥鸿爪之情已是难得，又何必认真呢!赵古泥的月章有“读千古书，作不了天下事，识不尽海内人”的句子，显出他好学善友的性情，有名士之风。近人对藏书印的内容，比较务实，“暂得于己”、“曾归某氏”、“某某年以后所得画”、“乐此不疲”等，就更为豁达。难怪周作人只用“会稽周氏凤凰砖齐藏”及“丰明读书”。而周作人的朋友刘半农就更简单，他的藏书只钤一个“刘”字，体作行书，仿古画押印，更见奇趣矣。

　　有些人在藏书印大做诗文，孙文川的一个藏书印，竟刻了一首70字的五古，似乎太多文字了。也有用散文体来作藏书印文。愿庚齐的藏书印就是用散文“昔司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今日读书，恒随手抛置，甚非古人遗意也。夫佳书难得易失，稍一残缺，修补甚难。每见一书，或有损坏，轧愤惋浩欢不已。数年以来，搜罗略储，卷帙颇精。伏望观此书者，倍加珍护。即后之藏是书者，亦当谅余意之拳拳也。庚齐主人记。”

　　这藏书印的内容其实可说是齐主的藏书跋，也代表了另一类藏书家的心态。

　　藏书印的形式虽不及藏书票的多变化，但字体有甲骨、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印形有长、方、圆、椭圆、葫芦、连珠等，也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印章艺术。丰子恺就曾经说过：“在不满方寸的小空间，布置、经营，用自己的匠心，造成一个最理想、完善无缺的世界。这是西洋人梦想不到的幽境。”以中国过去的线装书，纸白如玉，墨润如脂，在正文第一页的右下角上，钤上两三颗宋文或白文的藏书印，的确不止是“标志”那么简单，在美术观点上也是颇有装饰性而别具韵味的。随着线装书的没落，书印的退隐也是必然的事。很盼望有人能将历史有名而又找得到的藏书印加以搜集编订成册，为书物爱好者的读者添加一些回味欣赏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