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诗歌热，热了20年。在中国大陆当代诗人中，或许只有汪国真能成为这样一种“现象”。前日，汪国真在武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样的句子，不仅仅出现在粉丝们的诗抄本上，也是汪国真身体力行的写照。从诗歌到书画，再到音乐谱曲，到了知天命年纪的汪国真风采不减当年，还在跋涉一段段新的征程，挑战一座座文艺高峰。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从诗歌到音乐换到另一个江湖

　　记者：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汪国真(以下简称“汪”)：最近几年创作重心从诗歌转移到了音乐，我在尝试作曲，已经写了400首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给一些古诗词谱曲，几年前我出版了《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曲谱》。

　　记者：作为诗人，您已经家喻户晓，而作为作曲家，人们还比较陌生。您为什么想到要做这项工作?

　　汪：一方面，我最初写诗，得到读者肯定以后开始研习书法和绘画，有一定收获以后，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作曲;另一方面，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记一首流行歌的歌词很容易，但背诵古诗词却很苦恼，我希望他们能通过音乐来背诵古诗词。有一次我看电视，一位歌手在接受文化考评，题目是两句陆游的诗，问作者是谁，小伙子回答“汪国真”，把我乐坏了。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的谱曲创作?对自己有信心吗?

　　汪：在我的各项尝试中，谱曲是最晚的，从七八年前开始。我作曲靠自学，因为诗歌创作已经让我很娴熟地掌握节奏、韵律，只需要学习如何记谱就行，这是技术上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根据歌词的风格，配上或雄壮或抒情的曲风。我曾为歌手白雪配过曲，歌词是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后来白雪告诉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哭了，我想这种感染力有一半归功苏轼，也有一半是我的功劳吧。

　　记者：那诗人和作曲家两个身份，您更愿意选哪个?

　　汪：现在我是个诗人，但也许10年后，我的音乐会更加有名。

　　记者：之前您还练习过书画，感觉您是一个精力很旺盛的人，这么多才多艺，学习的动力来自何处?

　　汪：练书画其实很偶然。因为诗歌出名，我有了很多签名的机会，但当时字很难看，所以想着练字。等字有了长进，又开始学画画。无论是写诗还是书画，或者作曲，我都把它们看成实力的表现。实力就是机遇。人们都说现在大学生就业难，但有实力的大学生就业其实很容易。就像我写的那句诗，“不是苦恼太多/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

　　各种意外巧合造就许多第一次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成功有没有幸运的地方?

　　汪：有的。我的第一次发表诗作就不是自己投寄的，而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校园发现了我们一批学生的诗作而刊发的;我的第一本诗集也不是自费出版——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诗歌已经辉煌不再。那时一位老师发现学生都在传抄我的诗，她的先生是出版社编辑，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出版价值，然后才有我那本《年轻的潮》。

　　记者：那您研习书画，有没有难忘的第一次?

　　汪：第一次出版书法作品集也很巧。我曾用毛笔给一个美术编辑写信，收到回信时，他就提出出版我的书法集，因为他觉得我的字还不错。有一年我去安徽巢湖开会，而当时距离巢湖不远的庐江正打算在周瑜墓前建纪念碑，得知我在安徽，便邀请我来撰写碑文，结果我的字第一次刻上了旅游景点。

　　记者：那《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曲谱》是您第一本音乐曲谱集?

　　汪：是的。我还有第一张音乐光碟，和第一次个人的专场音乐会，很多音乐人都不一定有。

　　记者：还会有什么“第一”?

　　汪：我曾经也写过古典诗词，大约100多首，过去零散地发表，今年底可能会结集出版。这应该是我第一本古典诗集吧。

　　若为吃饭发愁我也没心情写诗

　　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汪国真热”，对您来说有什么变化和影响?

　　汪：就是觉得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当时经常到大学里面讲课，还有很多社会活动，其实我倒想静下来好好写写诗。

　　记者：上世纪90年代，诗歌已被边缘化了，您如何形成了诗歌热?

　　汪：人们的确在排斥一些自以为是却不知所云，或者是仅仅有一些小圈子的人叫好的诗歌、诗刊。我觉得真正能够流传起来、为大众所接受的诗歌，应该有三个标准，那就是通俗易懂、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以及经得起品味。

　　记者：换到这个时代，您觉得自己还能写出来吗?

　　汪：我相信我可以写出来，诗歌的生命力在最广大的读者身上。一首诗好不好只有两个标准，第一是读者是否欢迎，第二是是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很多人的诗只在当时的时代受欢迎，时代一过就没有人再读了。

　　记者：您觉得诗歌的繁荣还会再现吗?

　　汪：这个是需要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但是有一条，人们的生活压力不能像现在这么大。如果我需要为吃饭、住房发愁，我很难想象自己是否有心情去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