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碑学与唐代碑学相形见绌，唐碑刻之雄风至宋代已渐衰。然而宋代书家也有继步前人、身手不凡者，如蔡襄之书碑卓然可观，此后则为苏轼。今人侯镜昶说：“蔡书知名之时，正是颜书大盛于宋代之日。然而当时书家能碑者极少，独蔡能之。东坡能承唐碑之余绪，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宋书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东坡一人耳。”(《书学论集·论苏黄米书艺》)虽然由于北宋在政治上的斗争复杂，苏轼所书碑刻也被毁，但尚有拓本流传，可睹苏轼碑学上的成就。

　　《表忠观碑》(图1)，苏轼撰并书，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八月，石原刻在杭州钱塘钱氏坟。分四石两面刻，每面正书六行，行二十字。明嘉靖三十六年知府陈柯重刻，摹勒书体不佳。原碑笔法操纵娴熟，方整俊伟，也间以圆笔宛温，如其竖钩颇有特点，将“我”、“相”等字取其方，“承”、“行”字又取其圆。多用三分之笔，显其丰腴，且每笔均不为虚锋，实笔书碑一丝不苟。结体峻拔右角，如“承”、“行”、“之”等等均右角耸竦，在方整中得气韵生动。此碑颇近颜真卿《东方画赞》，前人评此碑“比之蔡君漠，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表忠观碑》苏文忠公撰并书，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此为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

　　《罗池庙迎享送神诗碑》(图2)，或称《罗池庙碑》、《罗池铭辞》、《荔子丹碑》等，以苏轼的真迹刻石而成，刻于南宋嘉定十年(1217)，正书，十行，行十六字，无书写年月。唐韩愈曾作《罗池庙碑》，沈传师书，其碑久佚。苏轼书韩文中的迎享送神诗，后精工摹刻于石上，石在广西马平罗池庙。在用笔上虽仍是三分笔，但温厚中出险辣，得气得势。比如其中一些“我”字，“戈”法不取钩，而是一泻而下;“事”、“兮”等字末尾均以铦利之锋芒挟裹而出。结字上也率性而作，如“鹅”字特大，且用行书，众多“兮”字，也随手妙变。王世贞也有评：“东坡书《罗池铭辞》遒劲古雅，为其书中第一。”侯镜昶认为：“《罗池庙碑》用笔险劲，此刻更具法度，但兼有气势，与唐碑各家调然相异。东坡善于发展变化，融势入碑，开宋书特有之风。苏碑又以帖的布白，融入碑中。……自东坡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论苏黄米书艺》)《罗池庙碑》与《表忠观碑》相比照，可以看到苏轼书碑的又一种面目和情调。

　　《醉翁亭记》(图3)，欧阳修撰，苏轼书。宋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刻石，在安徽省全椒县。原石宋时已毁，明嘉靖间重刻石。宋刻本字有漫漶，但书体远在明刻本之上。今拓明刻本分四张拓，前三张七行，末张五行，行二十字。此碑书于欧阳修逝世后近二十年，无一笔松懈，无一字不缜密。在笔画的披拂之间既得其遭劲，又显示洒脱之美，其捺与撇往往十分舒展，如举手投足之自如萧散。笔笔用力，沉着宽厚，显出雄强;而又巧寓对比，错综变化，显示灵逸。比如“醉”字的“酉”旁共有四竖画，先用一分，继用二分，最末用三分笔。“提携”两字均为左右结构，又上下相联，苏武却将下一“携”字改为上下结构，使“扌”旁置于“乃”字上。赵孟頫《松雪斋》云：“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虽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里裹铁也。”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遒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意。”李长善认为：“文忠早师颜鲁公，大书《醉翁亭》、《袁州学记》，不改鲁公家法。”可谓知言。

　　《丰乐亭记》，欧阳修撰，苏轼书，无年月，刻石在安徽全椒县。原石宋时已毁，现存的为明嘉靖间重刻。正书，分三石，前二石各八行，后一石五行，行二十二字。苏书《丰乐亭记》与《醉翁亭记》的风格相近。王世贞云：“坡公所书《醉翁》、《丰乐》二亭记，擘窠书法出颜尚书、徐吏部，结体虽小散缓，而遭伟俊迈，自是当家。”清梁(山献)《评书帖》曾云：“东坡楷书《丰乐》、《醉翁》二碑，大书深刻劈实劲健，今惟《丰乐亭》尚清白。”

　　《明州宸奎阁碑铭》，苏轼撰并书，宋元祐六年(1091)正月碑成，碑在浙江鄞县。明万历年间蔡贵易知宁波府，访得范钦旧拓本重刻，范所藏为元翻刻本。正书，二十二行，行三十五字。此碑笔力沉着劲健，在肥腴之中得筋得骨，顿挫转折之间精神耀现，在披拂伸展间见英气逸韵。结体匀稳，但也有取欹侧之意态，故于端庄中杂流丽，如“皇祐中”，“祐中”二字均自然倾侧，“旨赐号大觉”五字，前三字欹，后二字正。此碑与《醉翁亭记》书风相仿佛。

　　苏轼正书碑刻较著名的尚有《司马光碑》、《赵清献公碑》、《浴日亭记》等，不一一介绍。

　　从苏轼的正书碑刻，可知他的书艺功力即自正书始。苏轼《论书》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他在《跋君漠〈书赋〉》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未有能正书，而以行草称也。君漠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他是按正书——行书——草书的传统路子循序渐进的。从正书中先继承传统，然后脱出古人畦径，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