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丹霞”地貌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热”陡然升温。一些备选项目筹集巨资欲“放手一搏”，另有一些紧锣密鼓加紧进行项目包装……目前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景区正式备选“申遗”。

　　“申遗”究竟是为提升遗产价值、增强社会保护意识，还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坐收渔利、追逐政绩的手段?各种议论随之而起。“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申遗”不惜成本 保护“捉襟见肘”

　　“中国丹霞”地貌申遗专家组近日“晒出”了一张账单：涵括申遗本身、设施建设，以及景区综合治理在内的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其中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湖南緉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银行贷款1.55亿元。

　　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种一掷千金的“壮举”早已屡见不鲜：广东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河南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山西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在国家项目资金、地方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的包装下，申遗项目都成了“重金打造”。

　　然而，相对于“申遗”期间巨大开支，“申遗”后保护费用稀缺已成普遍现象。从北京五大“世遗”曾高达32亿元的修缮资金缺口，再到兵马俑博物馆年均仅几百万元维护费用，众多“世遗”的“待遇”一落千丈。

　　长城早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入选世界遗产，谈到位于大青山顶的秦长城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就感到痛心。近年来开矿和人为破坏对该段长城局部造成摧毁性破坏，可由于经费紧张，遗址又多在人少偏远的地方，长期以来缺乏维护。从去年开始文物部门克服困难安排的一百万元保护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遗址保护费用稀缺现象比较严重，项目账面上的保护费用许多实际也用于他处。资金配备体制不健全、层层盘剥分流、商业盈利意识大于保护意识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

　　据介绍，虽然一些热门景区游人如织，门票收入可观，但落实到保护上的资金极为有限。 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平均用到遗址资源保护上的资金连门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证。据统计，云南石林风景名胜区2006年至2008年3年间门票收入9亿多元，而用于景区日常维护的经费占门票收入不到10%。

　　与此同时，一些遗产项目申办后急于扩容，有的甚至搞破坏性开发，被限令整改后拆除成本又占了一部分维护费用。仅张家界和石林用于整顿景区秩序、拆迁违规建筑的费用就高达数亿元。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许多项目在苦于缺乏维护费一事上各有说辞，但公众并不买账。“为什么在申报期间不惜成本，申报成功了就吝惜保护费用?为什么上面要求保护环境可以不讲投入产出，保护世遗就捉襟见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潘照东说。

　　申遗者热情高涨 老百姓看法不一

　　我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三。而每个项目单是前期的规划编制、研讨论证、国际咨询等动辄就要花费成百上千万元。

　　只有“申遗”一条路么?是不是没有“申遗”的项目就得不到百姓认可和相关保护?相对于官方的热情和巨大投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公众对日益升温的“申遗热”褒贬不一。

　　许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申遗”本身是件好事，如果优质遗产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知名度并提升大家对其的了解和保护意识，那么皆大欢喜。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申遗”初衷和由此引发的景区门票涨价提出质疑。

　　上海一家国企部门负责人刘险峰说：“‘申遗’成功是国家的荣誉，自然遗产丰富的我国申报理所当然，但公众最担心的是——又要涨价了。现在很多地方动辄一两百元的门票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例太高，不免有敛财之嫌。”

　　北京市民李金刚说：“普通百姓没有渠道表达看法意见，对‘申遗’的目的和作用也不甚明确;另外，几乎所有项目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费用不透明都不知道纳税人的钱花在哪儿了。”

　　粗略统计一下近年来身陷“涨价门”的景区，就不难发现公众的担忧并非没有原因。例如：申遗成功后的石林，门票从先前的140元调整到175元，黄山旺季门票由200元上调为230元，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成功后一路上扬。

　　乡土建筑保护专家、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申遗”之所以“变味”，源于有的申请者动机不纯，对遗产的价值、性质、功能和传承性缺乏认识，单从局部利益出发，导致遗产的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严重损害其价值。

　　专家表示，世界遗产是全世界的财富，是自然和祖先留给后人的精华资源。必须以“明确价值、保护优先、科学展示、严格管理”为宗旨，让世世代代的人们享受到原作的价值。

　　“保护动力”向左 经济效益向右？

　　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

　　尽管有严惩措施，丹青却仍对一些“世遗”项目的现状表示担忧：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在脑后。

　　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性。但在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必然会出现“重申请轻保护”的现象，靠大搞旅游开发来换取经济利益。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即便申遗成功，一些世遗终将难逃被毁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