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阳曹操墓的发掘之日起，关于曹操墓真伪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而学术界也因此分为了“挺曹派”与“反曹派”。8月21日，由“反曹派”主要人物、学者倪方六发起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在苏州召开。全国各地的23位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曹操墓的真实性进行了反驳，最终形成共识：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

　　“当时不会被称为‘魏武王’”和“某些字当时不可能这样写”，是“倒曹派”的基本观点，对于这种逻辑我不敢苟同：历史上有很多未被我们发现的细节，仅凭故有知识是不能正确指导考古发掘的。

　　公平地说，对曹操墓的质疑是一件好事。但是，质疑要有理有据，不能以“没有先例”这样的理由来随意否定什么。

　　考古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什么文物，而应该是借助这些文物推翻以前约定成俗的认识，验证那些引起争议的观点。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所以我认为，发现前所未见的历史才是考古的真正意义。

　　在20世纪之前的史学界，“东周以上无史”论和一些外国历史学者主张的“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七八世纪”的观点曾经盛行一时，但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对甲骨文的研究，却使中国的历史往前推了很多年。假如当初的学界以“东周以上无史”为理由一棒子打死王懿荣的“龙骨”的话，那我们的史学研究会停滞多久?

　　同样，20世纪前还有一种观点：中国无新石器时代。但是，对仰韶遗址的发掘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认识。这足以说明，没见过的不一定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所知的历史，未必都是真实的。

　　有的专家提到了字的写法，认为汉代不可能有曹操墓出土物品上的写法。对此，我也不认同。中国对传统书法的认识是一步步进化的，这也要感谢考古。以毛笔为例，有史书记载“蒙恬造笔”。照此说法，书法的产生历史也就应该是用毛笔写字的历史，这样说来，毛笔书法历史就应该起于秦汉。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秦汉以前毛笔运用实物(比如三门峡虢国墓地二00九号墓的发掘发现的毛笔字、甲骨文中已经朱书而未契刻的文字)的发现，我们基本上能否定“蒙恬造笔”的说法。如果我们的认识仅限于此的话也不行，因为从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彩绘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明显是毛笔的运用产生的线条，这似乎又不能说毛笔仅限于春秋了。至于字的写法、字体等，我们更不应该拘泥于过去。正如启功先生针对楼兰残纸说的：“见此楼兰真迹，始知右军面目在纸上，而不在木上”。

　　我反对商业化的炒作和无道德的造假，不过，我同样反对不负责任和没有内涵的质疑。上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对当时考古的学风说过一句话：“故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的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我想，我们也需要一个“发现的时代”，因为发现前所未见的历史才是考古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