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作家麦家“谍战三部曲”收官之作《风语》的发布会上，文学评论家李敬泽、阎晶明、陈晓明以及其他一干好友纷纷到场，为他这部新作“捧场”。在现场，这些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毫不吝啬对《风语》的赞美之词，但面对如潮的好评麦家却讲了这样的话：“《风语》是一本垃圾书，除非面世后能够得到75%的读者认可，我才会坦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气球，很多人在吹，但迟早有一天会被吹爆。”麦家的清醒很值得称道，在正视自己位置的同时，麦家的话也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界对于将被“捧杀”的担忧与恐惧。其实，批评本应是文化进步的最大推动力，但如今，吹捧却成为了中国文化界最主流的做法。

　　吹捧时代的来临

　　不久前，孔子75代孙孔健的一本《于丹的天空》直接将于丹推举为史无前例的孔子哲学的成功传播者。而王蒙在新书推出的发布会上，也力邀被其极力推崇的郭敬明前来捧场。在如今这个名人辈出的时代，“吹捧造星”似乎成为了一种风潮。

　　其实，除了文学界，当下的中国在其他领域里近乎疯狂的吹捧也是随处可见，如当代油画的“天价”作品不断地在拍卖会上表演一种火箭式的价格飞跃，并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离谱和荒唐的地步。而之所以不断有一些新买家“上钩”，是因为近年各种时尚、新闻和艺术媒体不断在宣传一种大国崛起背景下的“艺术崛起论”。

　　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西方资本的大量进入，对中国艺术家产生了一个很现实的后果，就是金钱开始成为衡量艺术品的标准。而在其中，艺术批评家们对艺术品的价值具有生杀予夺大权，决定着一个甚至一代艺术家的健康成长，于是，一些所谓的评论家们，收个几千块钱便把某某的作品吹上了天，而艺术家也因此而卖画频频，摇身一变，由苦难者变成富贵者。这更是将中国当代艺术推上了世界艺术的最高峰。于是，中国当代艺术花了不到3年的时间，将中国的拍卖价格提前做到了“天价”。而在西方，这个过程起码需要10年的时间。

　　不仅如此，在其他圈子，“吹捧风潮”也在进行，如在电影宣传期，章子怡说范冰冰演技出众，范冰冰说章子怡非常敬业，而后两人看着台下吱哇乱叫、相视一笑，“非常完美”。在竞技场，奥尼尔说：“如果对这些中锋进行排名，姚明应该排在第一位，而且他还很年轻，还有进步的空间。”姚明说：“我们之间总是非常强硬地对抗，我总是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新的东西，他是一位伟大的球员。”在商界，潘石屹说王石具有前瞻性，王石说潘石屹最具战略眼光……

　　中国俨然已经进入了吹捧的“黄金时代”。

　　人人都是批评家

　　吹捧的“黄金时代”造就了无数的文化名人，这本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致。事实上，捧杀却永远比棒杀可怕万倍。

　　不久前，作家莫言在其作品研讨会上说：“人们在说为什么没有划时代的经典作品出现，我要说，那是因为缺少伟大的批评家。俄罗斯伟大的批评家拨开了俄罗斯文学的迷雾，看到了希望。我们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批评家出现，帮我们指明方向，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舵手，我们在大海上瞎乱撞怎么行!希望有伟大的批评家的出现，使我们跃上一个大家所认可的新高度。”

　　莫言的话透视出了当下中国文化评论的“捧杀”现象，大多数评论家对作家和作品除了赞扬还是赞扬，没有批评，此种做法可能会推举出众多“文学大家”，但作家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赞扬”，又如何能够认识并克服创作上的不足，写出伟大的作品呢?

　　放眼当今，无论文坛，还是娱乐圈，都是吹捧风劲刮。尽管没有出什么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没有一部电影获奥斯卡奖，但是“大师”“某某大家”的桂冠满天飞，哪怕演员演了一个俗里俗气的小品，也被吹得红了半边天。

　　当然，在过度“捧杀”的另一边，则是无尽的谩骂，而这也正是评论界走向两个极端的最明显信号，如文坛独特的“余秋雨现象”，便是最突出的代表。余秋雨“革命性”的散文创作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学界对其人其文大肆评说，褒贬不一的批评充斥整个文坛。起初是赞声四起，充分肯定其散文的创新意义，后来便是种种指责和非议，甚至是近乎“谩骂式”的非理性批评。

　　“变质”的批评家

　　真正的批评家是引领时代的思想者，而中国批评家却集体失语。今天，在中国缺少令艺术家佩服的批评家。

　　多元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资源的不断涌入，导致了批评实践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使当代文学批评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对文学现象有影响的评价，失去了与当下文艺思潮、文学创作互相影响的力量。而这也并不仅局限于文学评论，艺术、影视，甚至摄影界的批评家们都已经名存实亡。

　　如在艺术界，就有许多人感觉到当代艺术批评进入了一个螺旋式向下后退的境地。策展人皮力表示：“市场开始繁荣后，我发现艺术评论要比艺术作品来得晚很多，而且即使是评论家觉得不好的作品，在市场上也可以高价卖出。很显然，批评家在今天没有什么权威性，根本不能证明他们的能力。”

　　对此，批评家黄专认为，是艺术市场的火热伤害了艺术评论的健全和完整。相对来说，正直、诚实的艺术评论在上世纪80年代比较普遍。“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的评论家像栗宪庭和高名潞，使用了一种精神而不是权威。”黄专认为，市场改变了评论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可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艺术批评在中国非常有“价值”。“画廊有钱，他们请评论家给展览画册写文章，2000字的文章1000美元，然后画廊付钱在杂志上刊登几页，有时候出现在画册里的文章会刊登在杂志上。”皮力曾说。

　　意大利批评家奥里瓦曾说过，批评家应是艺术家阵营里的敌人。不过，奥里瓦的意思并不是说批评家要与艺术家成为真正的仇敌，而是说批评家应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就中国的当代美术批评而言，独立性几乎完全丧失。其中的原因很多，金钱则是批评家失语的主要原因。而且，无论是图书、艺术，还是影视，将金钱掺入其中的批评家已经失去了对作品质量好坏的最基本裁判，如在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日渐繁荣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多的作家、作品研讨会，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棍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有专家认为，这正是商业文化的支配，已经不完全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这种领域内部的事情。如今，文学生产的机制在发生变化，出版社要追求效益，作家要卖出更多的书，于是出现了背后都有“无形的手”在操作。

　　另外，有专家认为，艺术圈的江湖化，也是一些批评家失语的原因之一。人情和利益的关系使得他们局限于一个个小圈子，为了一己私利说假话、说瞎话、溜须拍马等。不过已有人看穿了他们的面目，所以这些理论家们才会逐渐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阵地和统治地位，被逐渐地漠视和边缘化，导致他们最终失语。

　　一个时代，如果听不到真实的批评，耳濡目染的是被吹捧、被阿谀、被奉迎的巧言令色，这种环境之下能培育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吗?我们不禁要问：10年乃至数十年以后，还有几个人值得尊敬，还有几部作品值得阅读?

　　中国没有批评家？

　　“思想在运作中意识到它的行动本身。走向对象，乃是走向自身。”乔治·布莱的这段话道出了批评行为的内在真实。

　　有专家表示，批评家评述的虽然是别人的作品，但从这个“别人的作品”中发现的却是批评家自己。他对作品的评述过程，同时也是他的心灵自由创造的过程，是他的心智和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当然，批评不能离开作品说话，但它也绝不以解释作品为目的。它带上了更多的主观色彩，更多地强调的是“我”的理解。如莫里斯·威茨说：“批评家在批评时，要会做4件事中的一件或一件以上：他们对艺术作品进行描述，他们要对它进行评价，他们还要对它进行理论概括。有些批评家主要是从事描述性的批评;有些批评家虽然也进行描述，但主要是为了加深他们的阐释;还有些批评家要同时进行描述、阐释、评价和理论概括。”也就是说，艺术批评家所做的事情，至关重要的就是面对艺术作品时如何言说，这种言说应起到使作品打开的作用，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作为观看者，评论是在最初的对某个作品的模糊观感的基础上，对作品系统的、理性的、更深入的解读。

　　“一个批评家要拥有地位。”批评家、新闻记者方振宁说：“他至少需要有基本原则，需要有艺术史的知识和判断力的潜能，需要有激情——有些人对他们所见的作品永远无动于衷。然后，你得谈论这些作品。有些人看到作品时有很多想法，但他们不会去谈论它，和别人交流他的想法，那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家。批评家必须去议论，即使那么做可能会导致麻烦。”

　　也许正如《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所说：“在中国需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样的文学批评家，读者需要阅读具有强大思想能力、文本解析能力、亲切动人——来自批评家生命体验的文字，这些文字不仅仅为作家和读者负责，更要为文化价值负责，为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