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流畅性在古代杰作中无疑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观赏点。传为王羲之的《丧乱帖》、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颜真卿的《祭侄稿》无不显示出这种所向披靡的流涌之势。至于在张旭和怀素的草书中就更不用说了。宋代以后书法创作的意识明显加强，这种意识促使作品的流畅性有所减弱，因为更多的注意力交给了对笔法、字结构和章法的关注，如黄庭坚、米芾的部分作品。即使是苏轼的《黄州寒食帖》，文词如此震撼人心，却也没有迫使作者忘记对空间和字形大小的着意安排。此后，书写似乎就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当然不是绝对的）：日常必须的文字交流与书法创作。在这两种不同的书写中，流畅度有微妙的差异。前者因为专注于对事务的陈述和表达而遗忘书写本身，作品（我们今天将其称之为作品）具有较强的内在统一性和流动感，后者如前文所言，因为创作的意图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对字形、空间以及笔法的控制上。这对于表现形式的探索意义重大，但作品的内在统一性和流动感有所遗失。这种区别在清代发展到一个极限。比较一下何绍基的手札和专为创作而写的条屏不难发现其中在流动感上的巨大差异。
　　今天，书法的创作状态无疑是直承清代而来，同时也熔入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开放性、观念性。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人人都有抓住感觉的一隅而加以充分发挥或者夸张的权利。这期间，很多书法艺术家为了这样或那样的选择牺牲了作品的流畅性。
　　况尉的作品中则有种显而易见的、几乎是漫不经心式的流畅。即使在某些时候他刻意使书写在节奏和空间的风格上有所变化，这种流畅依然得以完好地保存。这是他的作品给我留下的最为强烈的印象之一。结合用笔、结体上的均衡与匀称，他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唤起人们对古典的记忆，如对赵孟頫、王宠、王铎等人的体验。这种漫不经心式的流畅在这些人的身上也是如出一辙。我想这首先得益于书写者的熟练。唯有熟练才能达到这种唾手可得的流畅。此外，还有书写的淡然态度。在况尉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窥探不到一种穷究历史的研究式书写，更多的是一种恬淡的心性玩味。这使他的书写比之某些人的书写在历史感上略有不同，在形式上即表现为对部分技巧的舍弃。而这又并未妨碍他对古典杰作的虔诚追慕。也就是说，在风格上无限靠近，在技术上始终与之保持距离。正是这种无论作者是否意识到都自动从笔底生成的流畅，以及整体的均衡、匀称给况尉的作品带来了一种非他莫属的散淡风度和简约之美。
　　在读古人法帖的时候，况尉常常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赞叹。比之现代书法，他无疑更倾心于古典风格。这也正是从他的作品中弥漫出来的一种气息。
 　　（周勋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